设立村级河长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了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通过广泛设立村级河长能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吗?基于黄河流域4省份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机制,比较不同流域差异、地理区位及村庄规模下的组群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村级河长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对上游村庄、中小型村庄、近郊村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且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村级河长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在于村庄内部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发挥着中介效应,在政府纵向激励问责机制的驱动下村级河长通过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有效弥补自身治水资源不足的缺陷,避开低绩效陷阱,进而提升河长制在“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效应。     

党组织治理、行业竞争与环境绩效

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水平;行业竞争在党组织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行业竞争程度越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反过来,环境绩效的提升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起到负向作用,即党组织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将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

在理论分析互联网发展影响区域创新绩效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地级市创新绩效的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人才交流、研发溢出和交易成本下降等途径和机制实现。互联网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边际贡献递减规律。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增强了互联网发展的创新绩效提升效应。这一研究明确了互联网发展在区域创新绩效提升中的作用，深化了对互联网发展与创新绩效内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为中国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完善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对国有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和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流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治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其边际效应呈递增态势。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多层次委托代理诱发的治理成本,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政府应从外部监管机制上强化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机械系统结构动力学方程的李群分析法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存在高违约率,这导致合作失败成为普遍现象。从农户视角,基于海南、湖北、江西等5省共257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风险、治理机制和交易绩效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关系风险对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以及治理机制阈值效应。结果显示：农户基于关系风险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进而对交易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治理机制不仅对关系风险和交易绩效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而且对交易绩效存在阈值效应,即低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高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低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     

农民合作社电商采纳能否“一网就灵”?——兼论“合伙人”制度形成的可能性

基于安徽省296家合作社调查数据,分析了电商采纳对合作社多维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电商采纳显著增进了合作社绩效,与未采纳电商时相比,绩效提高一倍以上;电商采纳显著增进合作社经营绩效、收入绩效和社会绩效,但对治理绩效影响不显著,且对经营绩效增进效应高于收入绩效。电商采纳虽提升了合作社利润和社员收入,但合作社“合伙人”制度还远未形成,供应链价值增值收益更多被合作社获取。机制分析发现,渠道接入、价值增值、收购价提高和示范带动增进合作社经营绩效、收入绩效和社会绩效,但收购量增加并没有对社员增收起到显著作用,社员也没有形成与合作社的要素契约联结。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论长江流域治理的协调机制

流域协调机制是现代流域立法成熟后的产物,长江流域协调治理与系统保护的整体目标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协调机制难以满足流域长期性管理的需求;协同立法机制仍有待完善以及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合作不足等问题一直制约着长江流域整体的协调发展。推动流域协调制度完善,需要完成对流域协调机制的体系化建构,明确流域协调机制的法律定位和构成要素;要建立流域协调的实体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和权限,明晰流域协调的行政协作运行流程,确立流域协调的立法协作细化规则,加强流域协调法律实施的整体联动。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上级政府激励与同级政府竞争——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

本文以豫北梨镇的河道专项治理的行动事件为分析文本,将河道治理作为一个"事件",放置于动态化的运动式治理"过程"平台之上,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在环境保护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尽管环境治理能够被列入市级政府的年度规划中,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注意力分配不均及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常规环保治理的绩效有限,导致多年来难以彻底解决河滩违建养殖问题。在中央政府"清四乱"环保政策的指导下,市政府把财政资金向乡镇政府河道治理倾斜,乡镇政府则通过河道专项治理的方式成功完成治理任务,顺势转型为新型常规河道治理,有效地维持了河道专项治理的绩效。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行政性政治激励、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纾解、基层政府的行政注意力分配、基层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等等,是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大获成功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的专项治理能够获得成功,需要上述条件的完备。     

中国水治理的法制建设问题与对策建议

我国的水治理立法存在立法欠缺和规范冲突两个不足,建议重塑立法理念、加强立法协调,制定综合性的《流域管理法》和《长江法》《黄河法》等专门法律,出台《节水条例》等法规和规章.针对监管体制不顺、联合执法程序缺失、长效协作机制匮乏等监管制度问题,建议衔接河长制、湖长制与法定监管机构的职责,开展流域水综合执法机构试点,完善执法责任追究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巡查等法律机制,加强区域和部门间执法协作,形成执法合力.针对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资格受限等司法制度问题,建议健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范围和程序,统一水治理司法尺度,放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限制,建立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研究建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网络社交中的表情包传播优势、传播失范及治理对策

表情包在当今网络社交生活中因为具有醒目性、求异性、社交性、便捷性和利益性等特征而广泛活跃于各大平台,但是也存在一些传播失范现象,带来传播低俗文化、传播攻击性文化以及侵犯肖像权等问题,借鉴“河长制”治理模式对表情包传播中的失范问题进行规制。研究认为,“河长制”治理模式既强调统摄各个环节以建立首尾衔接、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闭环治理,又强调综合运用法律监管、技术监管、行政监管、自我监管等治理手段,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协同治理。研究还认为,应当由相关政府部门担任表情包“总河长”,统筹管理表情包的有序发展;表情包制作者、使用平台及大众担任“河长”,分别从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全民监督等方面对表情包进行有效治理,从而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社交环境。     

村务问责:走向村务善治的责任规制机制

随着村域治理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受到了时代发展的挑战,推动村务管理向村务善治转变是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变革的内在诉求。基于"善治"理论的分析范式,村务治理的可问责性是现实村务民主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分析村务问责建制的重要实践价值的基础上,从问责主体、客体、内容和程序4个要素梳理了村务问责体系,进而以村务定责、履责、督责和追责4个环节为核心内容分析了村务问责的内在运行机制,最后揭示了从问责文化的培育、问责法规的完善、问责渠道的拓宽以及问责公开的落实等4个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来保障村务问责机制的长效发展,以期通过村务问责的建制与完善来提升村务治理的民主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从而实现村务"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