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凸现的原因及其化解之道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现期。凸现的基本原因是：社会转型与利益的分化、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资源占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的多元性;社会活力的不断迸发与制度供给的不足;风险社会来临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等。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机制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产权治理、收入分配治理、就业和社会保障治理、权力控制和政治参与治理、“劳”“资”“政”合作治理。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长期的,治理社会矛盾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村级治理"一肩挑"模式的内生矛盾及其监督——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的探索

自新农村建设以来,村级治理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地村民自治也进行了不同探索。其中“一肩挑”模式的推广,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喜忧参半。本文从“一肩挑”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其结构特点,揭示其内在权力膨胀的矛盾,从而根据“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提出了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     

重新审视巴尔的摩案——从科学自主和政治干涉的角度

从科技政治空间的权力张力角度对巴尔的摩案进行分析,指出这种权力张力在巴尔的摩案中突出表现为科学自主和政治干涉之间的冲突。在分析基础上,指出现代科学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求在科学自由和政治干涉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提出了避免科学活动中科学自由和政治干涉冲突与矛盾的方法和建议。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冲突及化解路径

运用"冲突—整合"解释性框架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体现为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冲突、权力主体与权力作用客体的冲突、制度权力与非制度权力的冲突。而现行治理方式主要体现为发展性整合,具体以民主协商、权威互补、利益关联等途径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发挥冲突的正向作用、厘清自治与行政的关系、将非制度权力主体纳入现有治理体系中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治理路径。     

贫困治理困境的结构与冲突

运用“结构—冲突”的分析框架,通过对Z县精准扶贫案例的分析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行政程序视角下的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往往面临如何调和“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管理中的“权力”与“权利”冲突根源于政府垄断、主导整个行政程序,造成行政程序过度封闭与排他,导致公众游离于行政程序之外.化解社会管理难题,实现社会善治,应重视公众参与的作用,通过正当行政程序的吸纳功能,消融社会不满与抵抗,压缩社会冲突的空间.     

如何走出农村征地冲突治理困境？

农村征地已成为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寻找农村征地冲突治理新思路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对陆丰市乌坎村、平度市杜家疃村和兰州市宋家滩村三地典型征地冲突事件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博弈行为分析发现,不同主体角色与目标具有复合性,其博弈策略选择决定着征地冲突的演化方向与结果。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复合性与传统治理单一性之间的鸿沟是农村征地冲突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建构有层次的复合治理主体和复合治理工具,以“复合治理”替代“单一治理”是弥合这一鸿沟、实现征地冲突良治的全新思路。     

高等教育项目治理与学术治理的张力空间——兼论教育评价改革如何促进项目制改革

项目制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已经内嵌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并逐渐固化为一种常用的治理手段.项目制在带来治理效率和治理效果等正向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违背学术治理规律的空间,致使学术治理与项目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其中既包括治理目标的确定性、精准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之间的矛盾,也包括治理方式的专向性、碎片化与灵活性、整体性之间的矛盾,权力运行机制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矛盾.鉴于此,应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学术评价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制改革,将项目治理中不适宜学术评价改革的部分以及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部分,加以调整和优化,进而实现既充分发挥项目治理的独特优势和技术理性,又遵循学术治理和学术评价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统一,在学术治理和项目治理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张力空间.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冲突到善治：微治理下的社区适老化改造

我国老龄人口比重不断攀高,针对老年人如何方便出行、如何提供养老服务、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成为老旧社区的优化供给服务的重要议题。随着社区适老化改造在全国的开展,适老化改造取得一定成绩,但不少社区在改造中出现社区居民间、居民与新的服务供给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居民与社区、政府、物业的紧张关系,导致适老化改造迟迟不能完全推进。本文从“微治理”视角出发,探讨社区如何预防和化解改造中的矛盾冲突,优化适老化改造路径,完善社区治理方式,实现从冲突到善治。     

村级权力规范化中的治理动力问题——基于浙江N县的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政府与村级权力出于相互需要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乡镇政府默许村干部获取某些灰色收入作为补偿或激励,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但也引发大量基层矛盾冲突。鉴于大量矛盾源于村级权力缺乏规范,基层政府推行了村级权力规范化改革,有效遏制了村级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现象,提高了群众满意度,降低了信访量。但改革急剧压缩了村干部谋取灰色收入的空间,在正当利益吸引力不足情况下,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明显下降,趋向于消极作为,乡村治理也受到消极影响。为了激励村干部,应提高其合法经济收益和社会性收益,以增强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在村级权力得到规范化的同时,应减轻对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治理动力的损害。     

浅析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

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社区的“善治”？这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传统的治理模式在现代社区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显现出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先天的不足,究其根本就在于或多或少都存在行政垄断与公民参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现实中要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达到社区“善治”,只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才能实现。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线逻辑——基于农村计划生育实践的分析

在农村计划生育中,基层政府承担着出生控制和社会秩序双重矛盾的职责底线,而农民的生育底线牢不可破。基层政府的底线逻辑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所建立的单向责任模式。农民的生育底线植根于农村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这些相互冲突的底线之间存在强大的张力。农民通过抗拒结扎来坚守生育底线,并通过性别选择的妥协策略软化来自国家的规制压力;基层政府及其村庄代表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也遵循农民的生育底线,化解了出生控制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在三个底线之间的张力中,经过基层政府、村干部和农民互动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底线逻辑。各个主体遵循底线逻辑,使农村计划生育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国家的生育政策目标获得实现,社会秩序未受计划生育挑战,农民生育底线得到较好保持。通过农村计划生育案例,可以发现社会治理各主体必须坚守底线逻辑,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秩序。     

乡村治理异化：具象、机理与转向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资源与权力的双重下沉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型塑了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样态。行政控制权的层层加码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时代挑战，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等多方面的张力问题中可见真相。该文认为，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制中，可从趋利行为、政绩驱动与权责失衡的理性逻辑，“指导者与领导者”“当家人与代理人”和自治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政策执行、制度体系与科层关系的组织制度中予以解释，最后提出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考核创新面向治理需求、以政府角色明晰主体关系、以职能转变筑牢服务理念的优化路径。     

协同治理视域下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路径

在全球化与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与尖锐化,社会治理的难度日益增强,越来越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优势。尤其是积极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下推进政府“统管”向政府“治理”转型,建构一种协同治理体制格局。作为一种体现“官民共治”之善治精神的治理形式,协同治理是未来治理创新的战略选择。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显现,化解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基层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及时了解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和谐成了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查泉州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通过对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进一步探求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现代化治理之道,即:变革社会管理理念,达成共识,筑就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基础;构建预防和化解各种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创建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化解机制。     

功能论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实践与框架构建——基于典型案例的经验

正确认识并科学治理邻避冲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论”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邻避冲突治理中既存在忽视型治理、粗放型治理等不当策略所导致的负功能，同时也呈现出长效化治理、多元化治理等方式所激发的正功能。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反思和优化邻避冲突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恢复期等各个阶段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力求实现平抑冲突治理负功能、激发正功能的目的，化“治理难点”为“治理拐点”，实现“威胁”向“机会”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