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

在共同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过程中,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形成了紧密相联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对这种民族关系的精炼概括。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其疆域与周边民族地区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促进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北部边疆,伴随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边疆范围也出现反复波动,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北部边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双重历史向度中加以理解。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根性和底色：“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奠定了统一安定之道;“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确立了责任伦理之道;“尚和合”的价值追求提供了中和守正之道。这些思想观念所蕴含的共同体智慧,蕴藏着化解从多元走向一体现实困境的丰富经验,启发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寻求公与私、内与外、秩序与自由的平衡,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待深入发掘的宝贵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文明形态变革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将民族国家形塑为现代化主体力量,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力量与人类的“世界历史”,却因“物的依赖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是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之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跳过或取消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建设阶段,要从中华文明大一统历史观、共同历史记忆、共有精神家园谱系中寻找建设新文明形态的资源,从中华文明可长可久之道、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中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新文明执政党品格、新文明知识体系、社会主义文明之治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新时代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形成于漫长历史过程，觉醒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孕育出差异性的民族发展需求，因此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把握其特定和具体的内涵。新时代，边疆地区应结合当前治理实践的重大问题，充分考量中华民族丰宏的现实阶段性存在，赋予不断生长的内涵延伸，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范式，从历史上命运与共，经济上互补互利互惠，政治上统一稳定，文化上共有精神家园，族际关系上和谐发展，安全上共同守卫的多层意义结构，积极主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真正铸牢与之相适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有力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提供基础和保证。     

毛泽东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凝结而成的大家庭，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毛泽东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克服近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让各族人民培育共同的革命荣誉感与历史记忆；另一方面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以及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思考，为当代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之道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心防线，战略上要强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认同，将提高“五个认同”贯彻落实到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     

以历史主动精神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历经百余年奋斗所铸就的独特精神品质,包括遵循规律与主观能动相统一的自觉精神,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的主体精神,使命认同与团结奋斗相统一的担当精神,立足经验与观照现实相统一的自信精神。历史主动精神不仅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对深化“五个认同”观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与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历史主动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深入探寻长期以来党在民族工作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元素,将理论武器转化为实践力量,着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进程。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后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影响深远。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     

被面与哈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帛礼”认同与民俗实践

“被面”与“哈达”是我国民俗生活中常见的礼仪用品，蕴含着我国早期的桑蚕信仰与丝帛礼制，由此衍生的“献帛之礼”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文化逻辑。从“搭被面”和“献哈达”这两种常见的献帛民俗入手，分析早期丝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俗认同与民俗传承，可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符号之一的丝帛，承载着价值认同、文化互惠及关系调适等功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礼制延承的符号载体。     

“统一环”结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历史框架

[提要]增进对于中国疆域版图与生活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理解,并在学理上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叙事,不仅有助于认识国家历史、深化国家认同,更是构成系统性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基础。文章力图通过对文明与地缘的系统性揭示来理解一个广义上的中国,并以此为前提与基础,经由“山”“水”意象及其所蕴含的具有超越性的共有精神价值的解释,来探寻“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生态结构关系及其特征,以及这种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连接性意义。在此过程中,理解并揭示一种贯穿中国边疆各区域及生活其间的各民族之间“统一环”的历史生成与延续,从而提供一种理解中国边疆-民族整合关系的思想史方案,以助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与实践。     

“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数据库2013—2019年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2013年到2019年，随着“一带一路”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联系明显增强，在旅游业、运输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中贸易联系更紧密；中国、新加坡、意大利和俄罗斯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新加坡等国属于主受益板块，意大利、卢森堡和俄罗斯等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货物贸易和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

1989年提出的"玉石之路"并非全国性的,而是实指从和田向东专运和田玉的"玉石之路",亦称"昆山玉路"。但在"和田玉路"形成之前,早在距今6000年时已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文化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交流玉石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和田玉路"成为夏、商、周三代夷玉、越玉、鬼玉等玉石与中原及各地之间的交流途径。西汉武帝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于是"玉石之路"便被人们遗忘了。宋代"玉石之路"又重新浮现上来,至20世纪后半叶方退出历史舞台。     

基于路网承载力的小汽车发展调控研究

为实现小汽车数量有序增长,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大气环境,国内外许多大城市相继出台限购、限行等调控政策,但大多缺少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路网承载力角度考虑,在此背景下提出符合城市发展实际的调控策略.当前,我国中小城市正处于小汽车发展初期,也是实施小汽车发展调控政策的最佳时机.基于城市路网剩余承载力,结合城市道路建设计划,分阶段提出面向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小汽车控制指标及政策建议,为中小城市未来小汽车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决策依据.     

可持续发展与城市路网交通承载力关系探析

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使城市路网面临越来越大的交通承载压力。把交通承载力作为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上限,通过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的方法,以重庆市渝中区部分区域为例,提出路网交通承载力及其水平的计算流程,从而为路网交通承载力可持续发展的界定提供参考依据。     

"一带一路"交通运输产品贸易网络研究

分析了"一带一路"涉及的65个国家间2005—2014年的交通运输类产品进出口贸易网络,应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一带一路"贸易有向无权网络和有向加权网络模型,研究"一带一路"交通运输产品贸易网络的复杂网络特征及发展动态,并对贸易网络中的社团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特性,发达国家和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网络呈现出按照地理相邻的社团聚集.     

近代山西的道路修筑与交通网络

山西是近代中国交通比较落后的省份.山西传统的交通网络由以太原为中心的各级驿路构成.山西交通近代化最早是从铁路的建设开始的.山西的铁路建设曲折而缓慢.民国以后,山西省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公路发展计划,在全省建立起以太原为中心的公路网络.山西的公路不仅质量较差,而且分布也不均匀.除一些平原地区之外,山西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所以在近代山西只是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太原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公路车辆定位技术的实践与应用

无线传感器网络作为新兴的测控网络技术,是能够自主实现数据的采集、融合和传输应用的智能网络应用系统。本文介绍了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车辆定位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建立了该系统的模型和实践方案。     

北京城市副中心公路货运服务网点布局规划研究

详细分析北京城市副中心公路货运服务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通过主成分分析-BP神经网络集成的方法预测城市副中心公路货运需求量,构建适合城市副中心发展的三级公路货运服务网络布局体系,基于车辆配送方案和客户个性化选择的双层规划模型对三级末端货运服务网点选取进行选址决策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公路货运需求总量基本保持稳定,货运需求量略有下降,主要是因为该区域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货运需求发生结构性转变;未来城市副中心将构建分层次的三级公路货运服务网络体系,末端货运服务网点将承载多种物流功能;基于双层规划选址模型可以很好地平衡各种因素的影响,布局技术方案具有很好的可实施性。     

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与兴盛

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始于西汉元始(公元1-5年)年间而兴于北朝时期,至唐代达到空前鼎盛期。该道初开时仅连通了车师后王国(今吉木萨尔县)与敦煌间的交通,自北朝以降发展为贯穿中原地区与天山北麓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其开通历史虽晚于南、中两道,但直到当代仍在使用。"新北道"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发挥的作用远高于南、中两道。"新北道"经乌鲁木齐市以北数十公里外的北沙窝南缘通过,乌拉泊古城不可能是用于征收"新北道"赋税的唐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