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宓的仁学思想

朱子在二程仁论的基础上,对于先秦仁学主题作出了全面的思考和诠释,建构起系统的仁学思想.其中,"仁道全体不息"与"心之德,爱之理"两大观念成为理学家论仁的主导思想.陈宓《道南堂仁说》对朱子这两大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析,把"生物之心"说与"全体不息"说相贯通,赋予仁道以生生不息之义.把"心之德,爱之理"视作"仁道之蕴",从体用方面分别作出阐释,心之德未发为性体,已发为情用.陈宓还把以公言仁纳入仁道之蕴,并强调通过反躬切己的为仁工夫来践行和彰显仁道之蕴及全体不息.陈宓对于朱子的仁学思想有较准确的理解和细密的论析,其仁说对于朱子仁学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太极拳的“中和”美

太极拳不但哲理深奥,而且蕴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旨韵,集儒释道之成,水乳般融于"拳"中,其"中和"思想圆润而突出,给习拳者以潜移默化之功。     

秦少游词艺术论

晚唐五代词,于香软之中,仍不乏深厚含蕴。韦庄之清丽自然,后主之纯情真挚,直接影响到秦观,使其长于抒情;温庭筠之含蓄蕴籍,冯延巳深婉绵逸,发展为晏殊、欧阳修闲雅清婉、清疏峻洁。秦观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清新、婉丽、细贴、深曲,成为标准的婉约词。秦观用柳永长调慢词之铺叙展衍,弥补小令抒情之不足,又用小令之含蓄蕴籍弥补长调之"发露"和"备足无余";注意到苏轼词之多姿多彩,旷达高远,又尽力保持词体的特质特色。蕴籍之中有跳宕。展衍之中控制宣泄。主体意识大大强化,情韵兼胜,辞情相称,秦观把词向文人化更加推进。     

晚明诗文僧蕴璞如愚考论

蕴璞如愚是晚明贤首宗宗匠雪浪洪恩的门徒,自负才藻,使性重气,因思篡其讲席,谤毁乃师,而招致钱谦益等人极为严厉的批评。不过,蕴璞之诗,基本未受僧人身份的制约,慷慨使气,敢于在诗中摅一己之胄臆,实为晚明"性灵"一派,在晚明丛林中亦堪称卓异之僧。     

奥古斯丁与神学自然法的奠基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包括创世、原罪、自由意志这几个焦点问题。奥古斯丁借用希腊哲学为这些基本教义提供了理论框架,成为此后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基础。奥古斯丁在自然法之上提出了永恒法的概念,为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划定了前提,并系统论述了"恶法非法"的含义。永恒法根本上是一种宗教道德法则,其终极目的是人死后的得救,而实现途径则是精神生活中秉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法则,正义之根本是符合永恒法的爱的秩序。     

佛教义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佛教义学"是对佛陀及其教法的信仰论证(阐释),与通常所谓的"佛学"和"佛法"有别。佛教义学的主干内容有:阐明佛教教义、教理的"教义义学",关于佛经经文的阐释及阐释原则的"佛经义学",以及关于佛教教史梳理的"教史义学"。佛教义学不是佛教哲学,也不宜完全以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对待之。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意义

孟子诗学思想为古代文学理论之奠基,历来为学者所重并多方探讨研究。然对其"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所蕴之诗学意义,学界却似有忽略。笔者拟就此略陈管见,从中寻绎其文学批评因子,期以抛砖引玉。     

孔子与季氏交往探析——以"僭越"为线索

春秋礼崩乐坏之世,政治生活显露出残酷的一面,普遍的僭越乃其表现形式.及至孔子所见,乃"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之乱世.如何匡正僭越,使政复归于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孔子与僭越者--季氏的交往是其正政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是德位分离之后哲人如何与现实政治世界打交道的问题.僭名越位即是德位不相称,孔子之正名即是欲复德位之一致.然而,孔子的现实身份--与生俱来的"名分",却制约着其匡政的功效.鉴于季氏的"僭越"形象,孔子与其交往便被赋予更多微妙的意涵.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孔子未曾有如季氏等当政者之僭礼越分的行为,然其"思"及由"思"所可能触及的"行"是否僭越却是个隐藏着的问题.     

明初言官与理学

明初的言官与理学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从言官制度的形成及言官的培养和选拔入手,探讨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及言官与理学对明初政治风气、学术风气的影响.     

拟话本小说地域分布与理学地域分布关系谫论

话本小说刊刻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话本小说比较少,朱子理学的底蕴深厚是重要原因。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里,虽然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得阳明之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江右学派作为阳明之学的修正学派,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并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王学左派长期讲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以江浙为主要集中地,并充满了世俗性与教化性。     

朱熹《西铭》研究之影响

<西铭>是张载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的诠释史上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对于<西铭>理学地位的形成而言,二程虽开其端,但定其尊则是由朱熹最终完成.朱熹以"理一分殊"注解<西铭>,成为后世学者解释<西铭>的基本模式;通过注解、讲论和论战的不同方式,使得<西铭>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正是由于朱熹的孜孜努力,使得<西铭>在张载的著述中获得了最突出的地位,后世学者谈张载著述者无不首标<西铭>.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朱子学视域下之“明德”新解

“明德”一词始见于先秦文献中，但因强调其伦理内涵而未突出哲学的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从《大学》中重新发掘“明德”，除接续经学家从道德伦理的维度解读“明德”内涵的模式外，在理学的范式下既精致地阐述“明德”须先“为己”，又分别从心、性两个方面论述如何“明”“明德”的问题。而对“明德”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理学家深化其在理学论域内的哲学内涵，还是他们重构“天下一家”王道理念的政治需要。     

从纳妾问题看天主教在晚明的传播与接受

纳妾问题是晚明在华天主教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耶稣会传教士在对中国传统蓄妾习俗的批判中，多立足于天主教教规和西方家庭伦理，从制度失当和社会危害等外在层面进行论证。而中国士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的过程中，则多立足于儒家道德规范，把遵持一夫一妻制视为守贞的修练方法，将之吸收内化为宋明工夫论的一项道德实践；他们以“内圣外王”为出发点，以改造晚明道德失范的奢靡风尚为目的，希望能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机。本文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入手，分析晚明天主教本土化的特殊历程，探讨中西文化间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试论禅学思想对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宋明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禅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学在宋明时期复兴、思想体系重构、哲学化和心学化等发展环节的历史考察,探讨了其吸收禅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传统思想学术相互会通的发展演变规律。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