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

郁达夫<沉沦>的创作源泉是:(1)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对郁达夫早期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2)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对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产生了影响;(3)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留日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4)郁达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失衡使他产生了创作上的冲动.     

佐藤春夫的“忧郁”文学及其对西方文艺的接受

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的佐藤春夫文学表现出西方文艺要素和日本传统要素并行存在且在本质上相互融通的特质。该时期的作品以“忧郁”和“倦怠”为底色,同时融入了大量的象征主义手法以及尼采哲学等西方文艺要素。佐藤春夫将古典和近代、日本和西方四个要素有机地融合在作品中,以传统理念阐释近代文艺,以西洋手法表现日本传统。他通过以西方文艺要素与日本传统要素并存的形式,表达着对日本近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日本近代性格的把握,其中潜藏着他通过西方文艺理念反观日本固有文化的传统回归意识。     

论佐藤春夫编译《车尘集》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倾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中心论得到确认。实践证明,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成为译者、原作者、原语篇、译语篇、读者之间发生交际和共鸣的"文化场"。这就使关注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成为解析原语和译入语如何互文沟通的关键。佐藤春夫以中国古代女性所作诗歌为原语文本编译的《车尘集》集中体现了他在多元化文化意识下建构审美倾向的过程以及中日两国之于古典文化的互文顺应关系。     

佐藤信夫另类辞格体系解读

佐藤信夫辞格体系的独创性在于,着重研究了西方传统修辞学中那些不太受人重视的特异辞格,从中挖掘出了修辞感觉的创造性认识造型的源头,并据此将这些辞格逐个推演出来,构成一个以感觉的内在矛盾性作为动力的动态开放的辞格体系.他以生动的例子说明修辞感觉的这种创造性认识作用是作者和接受者双方自由想象的共同产物,由此也揭示了语言本身的本性就是隐藏在修辞学中的能动的认识论功能,而不是一种单纯的交往工具和形式技巧.佐藤的这套体系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修辞哲学的视野.     

郁达夫初期小说创作与佐藤春夫

1923年,郁达夫在《海上通信》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位友人对他说:“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春夫在日本的地位一样。”他听了叫道:“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诚然,在谈到日本“私小说”对郁达夫初期小说(1925年以前创作)的影响时,我们不应忘记田山花袋,永井荷风和葛西善藏的名字。而佐藏春夫对郁达夫初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无异远远超出了以上几位作家。用郁达夫本人的话说就是:“在日本现代小说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郁达夫小说风格形成的日本因素

郁达夫寓居日本近十年,深受日本文化的熏陶与浸染,形成独特的自叙传抒情风格。郁达夫汲取“私小说”以身边事为题材,艺术的展现自我,具有“自叙性”;同时也受日本审美意识“物哀”的熏陶,感怀伤情,具有“抒情性”。     

浅析郁达夫自传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之相同点

郁达夫作为中国五四时期的留日派作家,其文学创作活动深受日本文学,特别是私小说的影响。其自传体小说大多取材于他自身在日留学和归国后的生活经历,表达了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的主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些与日本私小说并无二致。     

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

文章探讨了日本文学尤其是在日本大正年间流行过的“私小说”和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中国新文学作家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上的深刻影响．     

修辞学的第三视点——论佐藤信夫的“修辞感觉”

西方古代修辞学曾作为辩论术和诗学,即作为赋予语言以说服功效和审美效果的双重技术体系,由亚里士多德集大成、并由近代欧洲继承下来.日本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佐藤信夫指出,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的这种二重作用的流行观点中有一个被忽视的地方,这个被忽视的地方至今尚未被人们发觉,这就是基于"修辞感觉"之上的"发现(创造)性认识的造型"功能,即修辞学的第三功能.佐藤的一个重大创见在于:弄清被遗漏的这一方面,从而达到某种自觉的所谓"第三视点".在<修辞感觉>一书中,佐藤信夫始终以修辞的"感觉"这条逻辑线索贯穿于直喻、隐喻、换喻、提喻、夸张、列叙、缓叙等七种最主要的修辞格的阐述之中.佐藤信夫立足于语言感觉的创造性去发现一切认识活动和审美活动的隐秘根源,力图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建立一个具有认识论色彩的修辞本体论体系,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修辞理论开辟了独特的道路,也为我们立足于汉语民族特色创立自己的修辞学理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川端康成与郁达夫

川端康成和郁达夫是中日两国的著名作家。他们在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生活以及文学创作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川端康成和郁达夫创作上的这种相似性表明中日文学之间是存在着紧密联系的。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入手 ,试图从另类角度解读郁达夫小说 ,在“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个性解放、忏悔意识、沉沦意识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     

郁达夫与尼采、施蒂纳

作为一位诗人气质浓厚的作家 ,郁达夫对纯思辨哲学一向敬而远之。但对尼采和施蒂纳 ,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他不仅致力于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两位“新浪漫派”的哲学健将 ,而且他自己也从中获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他在哲学观方面否认偶像权威 ,强调自我尊严 ,在文学观方面反对文以载道 ,主张个性表现 ,都表明了他与尼采和施蒂纳之间密切的精神联系。     

对郁达夫、萧红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干将与从东北作家群走出的萧红不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各自的小说创作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坎坷困苦的人生经历使得两位作家都将小说创作的视点集中在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方面;他们都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小说创作也都得到了鲁迅的肯定,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鲁迅的政治观与文艺观的影响;他们在小说创作上具有相似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的艺术表现上也都具有散文化、抒情化和绘画化的特征。他们的前期小说创作都得到了进步作家的肯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两位作家依照自身对人生的理解进行的创作却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否定。     

灵魂忏悔与自我表现——从自传的角度论卢梭与郁达夫

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的自传———《忏悔录》。在众多崇拜卢梭其人 ,仿效卢梭写作风格的中国作家之中 ,与之最为贴近的要数郁达夫。时代精神的契合、文学观念的相近、个性气质的投合 ,使郁达夫对卢梭很偏爱 ,并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卢梭”。但是 ,从卢梭和郁达夫的自传中却体现出两者不同的精神内涵。卢梭的自传只是借用“忏悔”的外衣 ,目的就是要突现自我 ,表现自我。与之相比 ,郁达夫的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到这种程度 ,他没有卢梭那样对自我的充分信任 ,他是在忏悔中寻找希望。卢梭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而郁达夫也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胆探索者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论鲁迅日记与郁达夫日记的异同

鲁迅和郁达夫都强调日记写实的重要性 ,但在日记的内容和文体风格上呈现出巨大的反差。鲁迅对国家和个人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在日记中不记或者仅隐隐提及 ,而郁达夫则详尽地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鲁迅的日记简洁明快 ,郁达夫的日记优美抒情     

论俞大绂对中国农业大学的贡献与影响

俞大绂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为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回顾了他与中国农大的历史渊源,总结了他任职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时期,在办学治校、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等方面的思想和采取的措施,分析了其对中国农大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小说创作风格比较

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创作,有颇多值得比较研究之处,他们小说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即相同,又各具特色,他们不仅在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学碑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