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逍遥遊》为《庄子·内篇》之总纲

近年来,关于《逍遥遊》的主旨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逍遥遊》是对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道”的体认,“《庄子》一书所要阐明的乃是道家之道,而《逍遥遊》正是《庄子》一书宗旨的集中体现”①;第二,《逍遥遊》描绘的是庄子向往的人生境界,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②,是“至人乘天地、御六气以游无穷”③;第三,《逍遥遊》的主旨不是在讨论精神自由,而是在赞美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是在讲无为以处世”④。我认为,要弄清《逍遥遊…     

逍遥:庄子思想的旨归

《庄子》中的“逍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物而物于物是逍遥之最低层次,物物而不物于物乃可做到相对的逍遥,而无待才能达到真正的逍遥。庄子主张丧我、解悬、无用等养生之道,就是为了达到逍遥的人生境界。庄子热忱地爱慕着“逍遥”,以逍遥之笔去道说“逍遥”,从而使《庄子》具有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庄子》札记三则

在先秦典籍中,《庄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语汇资料,也为后人解读此书带来了不少困难。长期以来,人们对其中的“逍遥”、“大方”、“迳庭”等词语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偏差,需要进一步澄清。《庄子》中“逍遥”、“大方”、“迳庭”三个词语分别应作“无事”、“大国”、“偏激”来理解。     

王夫之“逍遥义”探析

“逍遥”是庄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历来哲人对之亦有着不同的诠解。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儒王夫之,通过对《庄子》的注解重释了“逍遥”,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逍遥义”。一方面,时代的乱世际遇促使船山激活并深化了庄学“慎”的品质,并将之引入对逍遥的理解之中,从而提出了“慎即逍遥”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儒者的价值立场之下,船山试图将“求仁之心”、“寓庸”的现实关切灌注到《庄子》的字里行间,使庄子哲学可以“因以通君子之道”,最终提出了“寓庸以逍遥”的论题。王夫之深奥而精微的“逍遥义”,既是明清之际的哲人对庄子的回响和呼应,又是对逍遥义自身的拓展和更新。     

从老氏之遗训，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中的“逍遥”思想

张衡的《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被看作是从“京都大赋之极轨”向“抒情小赋之杰思”转变的一个重要坐标。《归田赋》对研究张衡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这篇赋中,张衡思想中的庄骚合流倾向逐渐清晰,并表现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逍遥”的审美观念出自庄子,但在张衡身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追求。《归田赋》可以看作张衡对“逍遥”理想理解和追求的一个总结。     

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

在《庄子》内七篇中 ,《逍遥游》是极为重要的一篇。但前人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玄学“各适其性”之思想解释 ;二是用佛、老的“空无”思想理解 ;其三是用儒家思想解释 ,认为体现了“自在快适”的人生境界。这些解释表现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的理解以及与庄子本意的差别。这种差别的产生 ,一是由庄子独特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在庄子思想中存在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矛盾造成的 ;二是因为解释主体所处时代及主体因素的不同 ,导致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理解的差异。所以 ,比较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理解 ,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代思想的发展及存在的状态     

《老残游记》的太谷学派观

一、问题所在要理解刘鹗及其《老残游记》,需要了解太谷学派。这已是研究者的一项共识。甚至有人认为,不了解太谷学派就根本无法读懂《老残游记》。然而,太谷学派又是一个怎样的学派呢》从清末迄今,见仁见智,意见悬殊。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崆峒教》认为,此学派(即崆峒教)“仅用禅波罗密法门,”归之于禅。章士钊《孤桐杂记·记大成教》则认为它(即大成教)混合“儒释道耶回”五教为一炉,属民间宗教道会门。卢冀野反对章士钊的看法,撰《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太谷学派”遂得名。可惜此文文不称题他又曾流露自己对此一学派其实并不甚了解,且又改称之为“泰州学派、”属“儒宗。”马叙伦《石屋余渖·大成教魁》引沈瓞民语,认为是“综台三教而     

略说庄子学派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之形成

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庄子学派,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学术界对于“庄子”其人与《庄子》其书的认识颇多歧异,学人对于庄子学派所进行的文学内在深层探索也常常因此受阻。本文试图在对《庄子》其书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研究庄子学派的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及其承继关系,以期对于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两个主要传统——“庄”、“骚”之“庄”的形成、发展勾勒出一个轮廓,并对该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恰当的评价。     

论贾谊与《左传》之关系

贾谊实际上是西汉最大《左传》学派的开山祖师。贾谊是构建西汉《左传》“传训故”特色的先师。贾谊《左传》学著述早佚不传,其关于《左传》之遗说俱见《新书》。贾谊《左传》学派薪火相传,然至两汉之际,终于晦没。其晦没主要原因在于刘歆《左传》学派的形成与兴盛。     

道家实践形而上学的深化——向秀《庄子注》探微

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以这种彻底的贵无论立场,向秀既不同意嵇康那种刻意养生的生活态度,当然更不会服从儒家名教的束缚,但却无意中放弃了对名教的批判性,为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妥协铺平了道路。     

《墨经》中有关原始诡辩学说的一个材料

古代中国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学派,近来大家都称为“诡辩学派”。但“诡辩”两字同样适用于纵横家,例如《史记》称张仪“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把惠施、公孙龙列入“名家”,但列入“名家”的也还有不务诡辩的《尹文子》。可见“名家”和“诡辩学派”两个名词用来称呼惠施、公孙龙这一学派都有范围过宽的毛病。     

对湖湘学派的全面总结

湖南教育出版社近年连续出版了《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和《湖湘学派源流》二本专著(以下简称《张栻》、《源流》)。这是宋明理学研究中可喜的成果。笔者读罢全书,仿佛一颗明珠从理学的浩瀚典籍中,从近世学者多已忘却的历史中,重新被采撷出来。虽然首先采撷这颗明珠的不能完全归之二书作者,诚如《张栻》作者在前言中说的:“我的恩师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首先在学术界把张栻及其湖湘学派列为理学中重要的学派,并对其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作了独到的论述。”亦如《源流》所述:“湖湘学派那些不受注意的思想却在海外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第425页)但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这两本著作,却是研究张栻、湖湘学派的全面系统之作。     

境界形态与实然形态的双重涵摄——论郭象逍遥义的两个层次

郭象之逍遥义包含圣人之“无待”逍遥与众生之“有待”逍遥两个层次:前者从“心”上言逍遥,属主观的境界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承接;后者从“性”上言逍遥,属客观的实然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拓展。对郭象逍遥义两个层次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对其性质的判定。学界以“适性逍遥”指称郭象之逍遥义,遗落了其义中的圣人逍遥一层,对此的澄清,有助于对郭象逍遥义的深化理解。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

《吕氏春秋》一书 ,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杂家著作。但许多学者却认为杂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主导思想。其实 ,杂家就是杂家 ,“王治”是《吕氏春秋》的学派宗旨 ,取各家之善、形成一个新的统治理论模式就是其理论体系。不应用另外一个学派的思想来解释《吕氏春秋》。     

论支遁逍遥新义之“新”

向秀、郭象之逍遥义长期独霸魏晋士林,为时人所无法超越.支遁之逍遥新义即针对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而发,并最终取向、郭义而代之.支遁之逍遥新义具有鲜明的社会道德指向,其之所以能够胜出,有三种可能：一是支理才藻奇绝,花烂映发,富于美感;二是支理以人性恶解释向秀、郭象逍遥义,揭示出其有可能造成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背离;三是支理对“心”与“性”进行了否定性的剥离,将逍遥从横向的普遍性扭转为纵向的境界提升,使逍遥之境更为纯粹刚拔,从而为思想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     

求"道"的心旅历程--评《潘富恩自选集》

《潘富恩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1999年 8月出版。顾名思义 ,这是由潘富恩先生从自己发表的论文中选择一部分而形成的论文集。该书除《作者传略》外 ,分“中国哲学命题与学派研究”、“中国若干哲学家的专题研究”、“学术争鸣与学术评论”三部分 ,共收论文 34篇 ,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论文集。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 ,是该书一大特色。 34篇论文中 ,关于宋明理学的就有 2 3篇 ,遍涉理学的各个主要部分。既有宏观的学派研究 ,如《洛学与宋代文化》、《洛学及其实学思想》等 ,又有微观的范畴、概念和命题的探讨 ,如《论格物致知》、《论天理与人欲》…     

田齐法家法制理论的主要特点

<正> 提起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人们习惯地想到秦国商鞅变法,以及秦法家著作《商君书》。但在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中,不仅有秦国而且有齐国的法家学派,前者的代表著作是《商君书》,后者的代表著作则是《管子》。这就是法家学者韩非把二者提到并重地位的“商、管之法”(《韩非子·五蠢》)。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注意,又加上《管子》研究有其难处,因此前人对秦、齐两国法家学派的法制理论未曾作过比较研究。在作秦、齐两国法制理论的比较研究之前,不能不简要地提到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历史发展。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任用吴起先后实行的变法运动,其性质都是新兴地主制经济在旧贵族领主制经济的母胎内已孕育成熟的条件下,经由封建统治者运用政权力量进行自上     

论《管子》思想在当代人本管理中的继承与体现

《管子》内容博大精深,后人视其中的思想为秘笈。管子学派所主张的“以人为本”思想在《管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佐证了其在实现齐国、富强的政治目标中的作用。挖掘《管子》中的人本思想,追溯其修政惠民、关注民生、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国家的振兴与富强等方面的价值,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惠施

“《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13页)毛主席在这里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这是战国时期名家的许多哲学命题中的一个。名家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惠施(约公元前三七○年——三一○年)生活在战国中期,主要活动在魏国,曾任过魏惠王的相。在《荀子》一书中,他与法家先驱邓析被归于同一学派;在《庄子·天下》篇以及一般常见的思想史著作中,他与公孙龙被列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据《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是一位“善辩”的人,是能“遍为万物说”的大学问家。他有十条常与人辩论的题目,并且形成了一个学派。他和他的学派的那些论题,可     

逍遥的三个层次--试论《庄子》内篇的结构

《庄子》内篇结构紧密、层次分明:《逍遥游》提出逍遥的三次层次———“无名”、“无功”、“无己”;《齐物论》用“无是非”、“无封”、“无我”三重境界对此予以论说;《养生主》是《逍遥游》的续篇;《人间世》的主旨是“无名”,《德充符》的主旨是“无功”,《大宗师》的主旨是“无己”;《应帝王》是《庄子》内篇的总结,同时也是对《逍遥游》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