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开放与城市增长———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06—2013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出口开放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并利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首先,出口开放对城市规模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剔除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面积变化较大的城市后,这一促进效应得到明显提高;其次,中国目前的城市规模增长存在极为显著的收敛趋势;最后,出口开放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第二产业的发展会加强出口开放对城市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     

清代城市规模的静态与动态考察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中期城市的规模基本上按京师、省会、府级和县级四个层次分级;京师的规模大于省会;省会的规模大于府级城市;府级城市的规模大于县级城市。尽管也有个别县级城市大于府级城市,个别府级城市大于省会城市的情况,但这些都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体状况。清前期,由于战争等原因,城市建成区普遍小于城垣。而清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建成区开始超出城垣,而在城外形成不同规模的关厢市街。清后期,由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出现了一批开埠通商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故而城市规模的发展出现分化,部分开埠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规模有较大扩展,然而大部分传统政治型城市的建成区则出现萎缩。     

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理论提出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假说。随后以地表PM2.5浓度反映雾霾污染程度,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出、就业和资本这三大层面测度各城市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并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地理集聚和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集聚对雾霾浓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但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尚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地理集聚的提高而加剧的阶段。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张有助于缓解制造业集聚对雾霾污染产生的加剧作用。此外,地理集聚与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生活幸福感

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进城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农民工就业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城市生活幸福感,不同区域城市规模的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此外,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住房特征也对农民工工幸福感产生影响。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就业增长时空演变研究

实证层面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就业增长时空演变的影响。结果发现:(1)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忽略内生性问题这种促进作用,会初低估;(2)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城市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3)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即: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     

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效应、评价及发展导向

城市规模战略之争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基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理念,从福祉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规模的发展导向问题;结合福祉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相关观点,构建城市福祉评价指标测度中国城市福祉状况,并利用2006～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结果发现:(1)近年来,中国城市平均福祉水平不断增进,城市之间的福祉差距略有扩大;(2)城市规模通过集聚经济与拥挤效应影响城市综合福祉,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3)当期城市规模与滞后期城市福祉显著正相关,较高的城市福祉通过吸引人口迁入促进城市增长。基于此,城市规模战略应该以福祉增进和福祉均等化为导向,大城市重点发挥集聚经济优势、降低拥挤效应,中小城市则以社会平等、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城市规模外生的福祉增进作为着力点。     

双循环视角下贸易开放与区域劳动力市场重构

为了解双循环视角下贸易开放与区域劳动力市场重构的关系,文章基于开放的多区域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以中国加入WTO作为贸易开放冲击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开放带来的国际需求冲击对不同规模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调整和就业调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带来的国际需求冲击显著促进了城市工资增长和就业增长;在面临国际需求冲击时,大城市由于较小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表现为更多的工资调整,而小城市则因为较大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表现为更大的就业调整。在国际需求萎缩的大环境下,小城市比大城市需更加重视融入国内大市场以降低劳动力失业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6年2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智慧城市建设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一结果通过了逐年匹配PSM-DID检验和反事实检验。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带动产业升级促进城市经济增长。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更大、初始经济水平更好、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效果更好,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     

出口贸易与城市规模关系再检验——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CSSCI

为了发挥以出口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对城市规模的作用,需要厘清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2个城市的经济地理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纳入要素市场与产业集聚模式的出口贸易影响城市规模理论框架,探讨出口在城市规模动态变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均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但在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东北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存在。此外,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影响要素市场和产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本文结论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