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江月》结句所叶仄声

《西江月》在宋属平仄通叶格,关于此调作法,历来多依沈义父,上下片两结句由平声切去押仄声,并以柳永词为正体。对于结句所叶仄声,一直少有人关注,只夏承焘、施议对有所论及。文章在前贤基础上,从四声之别、宫调声情及宋词创作实际等几个方面,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究。认为《西江月》一调所叶仄声,以去声为宜;《西江月》一调,应以《词律》所收史达祖词为正体。     

关于苏轼咏梅词《西江月》的编年和主旨

苏轼贬谪惠州时期的咏梅词《西江月》,是一首颇负盛名的作品.宋毛晋《圣求词跋》云:“其《咏梅》词寄调《东风第一枝》,先辈与坡仙《西江月》并称.”词云: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关于这首词的编年和主旨,《东坡乐府笺》云:“王案:丙子十月,梅开作.”《渔隐丛话》:“《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作梅词.时侍几朝云新亡,其寓意为朝云作也.’在《附考》中,又引《冷斋夜话》云:‘东坡渡海(此有误,朝云之亡在东坡渡海之前,——     

武侯祠内三绝碑

四川成都武侯祠内的碑亭中,有一通唐碑,世称其为“三绝碑”。游人到此,大都要驻足碑前欣赏其精美的文章,浑厚的书法,精湛的刻工。这篇洋洋洒洒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碑铭并序》,是身任四朝宰相的裴度撰写的。     

民意不可违——拜谒崇德祠、武侯祠有感

今年春,我慕名来到都江堰市拜谒崇德祠,原以为这是纪念秦国蜀守李冰的专祠。然而听导游介绍,崇德祠前身乃是纪念蜀王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氏的望丛祠。从汉代起,群众自发地在望丛祠中祭祀李冰,喧宾夺主,致使望帝倍受冷落。民意难违,官方只好顺应民心,在南朝齐建武时,益州刺史刘季连把望丛祠迁到郫县,原祠改祀李冰,命名“崇德祠”。在成都拜谒武侯祠时,我又生出许多疑点。既然是武侯祠,是祭祀诸葛亮的专祠,那门楣上为何高悬着“汉昭烈庙”的金字匾额?“汉”,是刘备创建王朝的名称,“昭烈”是他死后的谥号。大殿正中,端坐着高大的刘备的贴金塑像…     

远去的蝉鸣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我喜欢辛弃疾的这首《西江月》，不仅仅是因为它恬静自然、优美如画，更因为词中有我熟悉的明月、疏星、蝉鸣和蛙声。读着这首词，我的思绪就走进儿时蛙声蝉鸣的乡村世界，走进那无忧无虑的欢乐岁月……农村孩子的夏天是沐浴着蝉鸣声度过的。     

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与辛弃疾《西江月·遣兴》比较谈

宋朝词人苏轼与辛弃疾都被称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本文以苏轼的《临江仙》和辛弃疾的《西江月》这两首词为例,比较两位词人在创作风格上的异同。     

略論辛棄疾詞的艺术风格及其它

鉄板銅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 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郭沫若同志给济南“辛弃疾纪念祠”撰的这副对联頗能道出苏、辛两家词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苏、辛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两位大家,在风格上固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和当     

词的格律及其它

词是“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引自王力《汉语诗律学》）。 词虽是诗的一种,但又不同于“旧体诗”。旧体诗特别是其中的“近体诗”格式只有那么几种,而词则不然,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词调,每个词调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格式。每一个词调都有自己的名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词牌”,例如《如梦令》《水调歌头》《沁园春风》《西江月》《蝶恋花》等。随着词、曲分离,人们所作的词都同词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不用词牌的本义,如用《忆江南》词牌,其内容不一定就是对江南的回忆。因此,人们一般在词牌之外,另加一个词的题目。     

五丈原诸葛亮庙溯源

1、关于五丈原诸葛亮庙建立时间最早见于清乾隆四十九年《一统志》:“祁(岐)山县五丈原有诸葛亮武候庙,元时建。”诸葛庙建于元代的说法从此开始。五丈原诸葛亮庙建于元代何时?光绪十年(1884)《岐山县志·艺文志》中收有嘉庆四旧年(1799)岐山知县杜堮写的《重修五丈原武侯祠记》中说:“自元至元初(1264年起始)建。”道光九年(1829)凤翔知府程楙采写的《增修五丈原武候祠记》中说:“(建)     

晚年郭沫若人格分离的痛苦心灵

邵燕祥先生在《北京日报》(2004.9.6)撰文,披露了晚年郭沫若真实而痛苦的心灵。“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文中引述郭沫若因“文革”连殇两子,其中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论张栻的辞赋创作

张拭是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以明确“义利之辩”为先,重人伦,强调践履功夫。《南轩集》收辞赋作品6篇：《公安竹林祠迎神乐章》、《故安人常氏哀词》、《后杞菊赋》、《风雩亭词》、《遂初堂赋》、《谒陶唐帝庙词》。这些辞赋作品在主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传达对理学观念的文学阐释;其艺术风格是以理节情,崇尚议论。     

世传辛弃疾寿韩侂胄词辨

世传辛弃疾寿韩(?)胄的两首词《清平乐》(新来塞北)与《西江月》(堂上谋臣),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已指出非稼轩所作.因为他没有举出充分证据,所以未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现在为稼轩词编集者仍都收录了这两首词.其实,细察词的内容、风格,证之以稼轩事历、史料,是完全可以肯定非稼轩所作的.     

《女神》的青春性

《女神》散发着扑面的青春气息。她的青春气息源自中华民族逢迎青春的时代气息。《女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四”时期的审美意象。鲁迅意在暴露旧社会的病根，郭沫若心在中华民族“更生”的诗境里。因此，鲁迅笔下的艺术形象是“狂人”，郭沫若笔下的艺术形象是《女神》。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若许年——从儒家人生价值层面看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蕴

《红楼梦》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词中,有两句对贾宝玉的评语,即“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有些读者以此作为评价贾宝玉的定论,殊不知这个评语其实是曹雪芹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中,我们可以发现,看似“叛逆”的贾宝玉身上,依然保存着儒家“修身、齐...     

《女神》的“力”与时代精神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动”和“力”的表现,“五四”是除旧布新的时代,破坏旧世界的“动”,创造新世界的“力”,交织成狂飙突进的时代进行曲。郭沫若是当时诗歌领域里除旧布新的一名骁将,《女神》跳动着“五四”新潮的时代脉搏,破坏与创造的精神在诗篇中得到高扬。当时,郭沫若由于受惠特曼飞扬蹈励的诗风的影响,创作了像火山爆喷的《女神》。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调子所动荡了。《女神》体现了五四时期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力”的颤动。闻一多热情地赞扬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     

评宋江黑词三首

俗话说:“诗言志”。宋江是个攻读“经史”的儒,并不擅长诗词,但《水浒》作者为要把他美化成“全才”,也让他常常卖弄文墨,吟诗作词,言其野心家的“凌云志”,抒其投降派的“中心愿”。总观《水浒》,俯首皆是。但最能暴露他假造反、真投降,甘当地主阶级忠实奴才的,要算浔阳楼上的“反诗”、菊花会上的《满江红》和送给李师师的那首乐府词。因为这三首词,活灵活现地道出宋江从投机革命到叛卖革命,直到镇压革命的全过程。第一首是宋江上梁山前,在得阳楼上题的所谓“反诗”《西江月》:     

中国的艺术哲学:音乐论

引言 艺术,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的《后汉书》(安帝纪)和《晋书》(艺术传)等书里就看到了。它的广义是指一般的技艺和学术,狭义则指咒术、占卜术等,同我们现在使用的“艺术”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使用的“艺术”一词,是在明治维新后被广泛运用的英语的“art”或德语的“kunt”的译文,不管是在本文或现代日语中所使用的“艺术”一词,都是这样。     

郭沫若早期的爱国主义思想——读《少年诗稿》札记

郭沫若同志在序他的自传时说:“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像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是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郭老的生活道路是这样,思想历程也是这样.本文试图通过对《郭沫若少年诗稿》的研读,从源头上寻找“乘风剪浪下嘉州”(《夜泊嘉州作》),“久欲奋飞万里游”(《寄先夫愚》)的原动力.一、《少年诗稿》是郭沫若早年思想的真实记录郭沫若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诞生在乐山沙湾镇老家,到一九一三年秋初出夔门、东渡日本之前,二十一年的生活可以分做三个阶段,即:一八九二至一九○     

一位绝代佳丽的文化命运遭际--谈三个王昭君的人物形象

王昭君在马致远、郭沫若和曹禺的笔下分别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马致远的《汉宫秋》里 ,她是一位富有民族节烈光环的明妃 ;在郭沫若的《王昭君》里 ,她是具有叛逆意识的娜拉 ;而在曹禺的《王昭君》里 ,她又成了肩负民族和解使命的阏氏。这不同的形象 ,分别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时代精神的映现。但这三个形象有一点相同的是 ,她们都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的载体 ,不过这种“士”的精神只是一种守成性的 ,而不是创造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