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的成就与困惑--新制度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绩效与问题

通过对诺斯新制度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和一般模型的概括和分析,总结了诺斯新制度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的成就。虽然诺斯的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在其理论中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制约了新制度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形成对制度变迁一般规律的认识,也给其纳入主流经济学带来困难。     

诺思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经济的根本制度,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更适合于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这两种理论都应该加以认真研究,以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建设。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之后,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出离"制度建构主义"转向制度演化理路的倾向.梳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表明,"制度建构主义"及与之匹配的新古典范式难以容纳意识形态等重要的现实因素、难以为理解长期变迁过程、制度的多样性等提供理论支点.是诺斯理论转向的基本原因.而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演化理路在制度研究中的光明前景.     

论马克思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理论模式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制度发展演进的规律和机制时,逐步形成了其制度变迁理论。制度起源于人类的分工与交往,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一定社会关系下人们的物质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预设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保证了制度的合法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是质变与量变、渐进式与激进式的统一。     

马克思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诺斯是社会制度变迁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本文比较了两人的不同分析框架及其关于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途径的理论。     

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

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构建制度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就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无法真正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发展变迁的规律。而马克思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充分肯定人类生存需求的作用的基础上,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界系统间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从满足需求的方式、社会手段入手,抓住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这个关键,建立起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克服了制度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种种缺陷。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及其应用价值

诺斯所致力研究的是如何获得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 ,这关键不是资源配置的效率 ,而是适应性效率 ,为此制度就要相对于市场竞争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路径依赖自我强化的机制既会造成增长和改善 ,又会导致停滞和锁定 ,问题是累积报酬递增的增长不会自然实现抵消和补偿均衡 ,这样作为利益结构调整的制度变革就必须面对利益得失的补偿问题 ,这将是我国渐进性制度变革能否持续推进的关键     

马克思、诺思制度变迁思想比较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变迁思想.诺思是当代制度变迁思想的集大成者,诺思承认并尊重马克思的制度变迁框架,但是又宣称自己的思想超越了马克思.那么,究竟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思想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还是诺思的理论更胜一筹,就需要我们系统地分析二人思想的异同.     

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成本-交易＂模型已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流行分析框架。基于对制度成本内涵及其论争的整理,本文将对经济范畴中的讨论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类型、分摊及其理论限度进行剖析,并指出改革成本是否及如何被分摊和化解,将决定着制度转型是否能成功。     

马克思与诺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中的融通

理论界过去在马克思制度理论与诺斯制度理论的比较中,侧重二者的差异研究,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尽管他们研究主题的差异决定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视野出发,可以发现二者在方法论和研究基础上存在着融通的必要性。第一,研究方法论融通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中,马克思和诺斯都注重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现实分析方法。第二,研究基础融通的必要性。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是诺斯制度理论的3块基石,而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之所以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最有说服力,正是因为它包括了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着重分析社会基本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宏观性、长期性,诺斯着重研究在现存制度前提下的制度、组织结构及其效率问题,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实证性分析框架．使制度变迁理论更接近现实。     

马克思与诺思国家理论的比较

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国家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三方面对马克思和诺思的国家理论进行比较。指出了诺思的国家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景问题思想之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俄国社会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 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著名设想,其中马克思较多地论述了俄国非资本主义 前途的可能性,而恩格斯由于较多地强调了俄国公社本身的落后性和现实中资本主义的迅速 发展而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更大。产生马恩这一思想差异的根据在于社会历史 条件的变化,他们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都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典范。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制度学理论与苏(江)南学的拓展——评王玉贵《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制度绩效》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式制度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宏观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微观层面,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为重要;以制度学派理论为指导,深入考察人民公社时期的苏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可以拓展和深化"苏(江)南学"的研究.     

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中朝边境经贸合作发展方向——以丹东—新义州两市开展经贸合作为研究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大多改变了以往封闭的一体化模式,务实性地采取了开放的地区主义合作模式。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之间由于具有较小的运输成本和共同的地缘利益,进行区域经济整合优势鲜明,开展边境经贸合作条件得天独厚。长期以来,中朝边境丹东—新义州两市开展边境经贸合作过程业已成为研究中朝经贸关系的重要视角和特殊平台,尽管双方合作长期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情特殊性的双重考量,但是双方始终坚持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此举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今后,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将成为双方经贸合作的方向。     

2011年朝韩关系发展趋势

2010年朝鲜半岛是在局势不断紧张中度过的,这是由朝韩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质决定的,也是美国推行其东亚战略的结果。局势不时紧张,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已成朝鲜半岛的常态。朝韩目前的实力都不足以压制、吞并对方,美国也无力发动对朝鲜的战争,中俄是遏制战争的有力因素,斗而不破是朝韩关系的特征,半岛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极小。2011年初朝韩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下半年会进一步缓和。朝韩双方都无法支撑长期紧张局势的压力,美国也需要在缓和中寻求朝核问题的解决途径。2011年下半年朝韩双方可能重启经贸合作,有限恢复韩国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流动家庭的形成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32个农民工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制度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流动家庭的形成。分析发现,制度变迁为农民外出流动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流动家庭是制度变迁的产物。面对机会与可能,农民家庭作出了让家庭成员外出流动的决策,流动家庭的形成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     

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

官商结合既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 ,也是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 ,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 ,交易成本与风险不断增加。由于晋商始终沿着官商结合这一路径下滑 ,最终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的状态 ,导致自己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向了衰落。     

人口老龄化下的中韩社会保障需求对比分析

比较中韩两国老龄化社会的异同,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两国相互借鉴的思路。中国老年人口比重高且规模巨大,存在明显的地区和城乡结构差异。韩国的结构特征突出表现在地区分布和年龄层次的对比上,城乡的结构差异反而不是很明显。在经济背景上韩国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基于不同的社会人口条件,两国在法律、制度、政策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各自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的同时,应该进一步考察两国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社会人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