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凯姆的道德整合社会思想及其启示

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治理,关键是把握道德与社会秩序、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迪尔凯姆认为,一致性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的团结与秩序在于道德的整合,道德精神维系社会整合,社会整合的基础是促进道德的社会化。迪尔凯姆的道德社会整合思想有重要的现实启示,社会治理需要发挥道德社会整合的功能,凝聚现代社会价值共识,培植社会团结的集体力量,要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夯实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     

涂尔干:整合社会的集体感情研究

以作为社会事实的集体感情为法律的基础,强调现代分工社会中情感纽带的道德作用,力创“社会团结感”,是涂尔干集体感情主义追寻的理论和实践视点。涂尔干的基本思路是,把个人感情归结为集体感情,并用集体感情来解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秩序。这种视角不仅把社会学对情感的研究与心理学、哲学的研究区分开来,而且在社会学研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婚姻、道德与社会等级:基于分工的社会演化分析

婚姻、道德与社会秩序涉及由微观到宏观的整个人类生活。今天,人类在这些方面正在经 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演变。婚姻契约的不稳定性趋强、道德约束力减弱、社会等级秩序刚性化与全球化。 我们必须要弄清的是,这些演化是否存在着必然性?其现象相互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内生联系?作者认为, 导致上述现象发生的基础力量是社会分工。由分工扩大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仅是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 基础,而且还将引起婚姻、道德、社会等级秩序等从微观到宏观社会状态与结构的整体演化。通过解释分 工,可以使我们深入认识到分工与社会演化之间存在的一些基础性的内生联系,通过分析这些联系,则可 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引起一些重大社会现象历史变迁的基础力量。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社会演化的必 然性与局限性的认识,改善社会管理,提高制度安排的效率。     

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再论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

对于当代社会的三维道德结构(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基本要素的论证,不仅要从基本含义、社会功能、论证主体、论证形式、社会基础等方面规定其形式性的结构关系,而且还必须探讨这些要素应该具有何种实质性的价值观念问题。当代社会适宜的道德结构是这样一种“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关系”如果说,底线伦理(习惯规章)的轴心原则是“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轴心原则是“正义”,那么,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轴心原则就应该是“义务”。至于这种终极关怀的道德传统,主要应该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伦理学中去寻找。     

课程改革的价值流变与社会担当

课程改革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从“技术自反”到“人本回归”再到“意义开放”的价值流变。以课程对社会的价值建构为视角,现代课程应借鉴“技术自反”的价值理念,在价值理性的复归中谋求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转变;坚持“人本回归”的价值导向,在多元共生发展中探寻社会阶层融合与认同的文化基础;遵循“意义开放”的价值规律,在道法自然中寻求人与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交往秩序。面向未来,应通过课程改革制度的理性规制、课程改革空间的多维打造和课程改革主体的价值体认,体现课程改革的社会担当。     

制度伦理及其限度

现代生活世界的道德普遍陷入了危机。道德领域的“诸神混战”引发了道德共识的丧失、道德一致性的“乌托邦”;道德合理性的价值诉求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从神到人的转变动摇了道德合理性的根基 ;功利论、德性论、目的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等从人的不同特性出发 ,立足于不同的道德预设原点 ,进行着前提不可通约的论战 ,各自表述着自己的话语系统 ;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又使得人类的永恒悖论命题如社会的公义、自由的秩序、个体的欲望等 ,因获得了利益基础的强有力支撑而变得愈发不可调和。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徘徊于希望与绝…     

程序,社会正义与法治社会

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崇尚自由、平等、效益、秩序与社会公正,这一方面依赖于设计理想化的实体法规则,另一方面正如美国著名的法学家罗尔斯所说的“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本文就程序对实现和保障社会正义,推进法治社会的重要意义发表粗浅的看法。     

浅论孔子的有序社会思想

生于春秋乱世,孔子毕生都在致力于对乱世的思考、对和谐有序社会的追求。而孔子理想的有序社会的建构,是通过他的“仁”、“礼”结合的思想来实现的,即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自省与外在社会伦理规范的结合,达到一种和谐的伦理秩序。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

本文聚焦于“道德的法律实践”两种类型即“滞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对妇女自杀的影响。前者将对妇女贞节道德的要求纳入到法律中，具体包含三种机制：法律鼓励妇女贞节道德受到侵犯时选择自杀；法律对妇女的保护与贞节道德联系起来；法律惩罚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妇女因选择受限而趋于自杀。后者则关于法律对妇女超前性别道德的追求，具体包括法律对激进性别平等和离婚的鼓励、道德从法律退出后道德约束力的弱化、法律对权利的强调导致妇女对权利的片面理解。两种类型的实践与具体社会实际存在诸多冲突，都造成妇女自杀，因此，法律对妇女不切合社会实际的道德规定促使妇女趋于自杀。法律实践应根据社会实际以实用的方式调整权利与道德的关系，现代法律尤其要处理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关系。     

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序列分析

基于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具体指向和作用方式,可以将政府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分为消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和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三类.政府在具体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存在着某种"词典式"的优先秩序:消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在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首先应做到不能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和践踏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其次应满足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和社会良好的道德秩序,在尊重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最后,在满足前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道德共同体,改进社会道德秩序,培养个人德性,提升个人道德素质.     

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基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并试图给予解答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涂尔干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因为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历史地看,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维系于集体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以社会分工为纽带。"失范"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但其原因不在分工,而在传统社会道德支柱的瓦解。因此,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认定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性质上是属于道德的而非经济的,现代社会的"出路"就在于必须诉诸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道德统一性。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基础探析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从来而且永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只有得到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具备一定法治意识的人们能够自愿接受才能够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与正常运行。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建立与维系的过程中，法治意识的培养与认同固然重要，但是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的基础仍然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延续下来的基本道德。     

社会资本与社会合作--从社会资本的视角透视中国社会合作体系中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以广泛的社会合作为特征的,然而任何合作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关系网络的支持,离不开一定的伦理秩序。文章试图从作为一种社会内生资源的社会资本角度对中国社会合作形态的性质及其在制度转轨和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考察。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论社会诚信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 ,诚信的含义是人与人相处应当诚实无欺、言行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优化社会法制环境 ,完善市场竞争制度 ,公仆的榜样示范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道德建设是建构现代“诚信社会”的基本途径。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公正建立的基础是否合理,它的贯彻是否体现道德要求和具有时代精神,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发展层次与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从社会公正的深层结构入手,探讨社会公正的社会基础和道德本质,揭示社会公正的表现特征和运行规律;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正的运作和实践进行论证,从理论上寻找社会公正可操作性的科学根据,意义非凡。     

清末民初的社会心理变异与文学兴替

如果把文学当成一个生命体,古典文学可以说是遗传占主导性的文学,而近现代文学则可以说是变异占主导性的文学。社会心态可主要分为社会知识、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三个方面,它构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清末民初的社会心理经历了从“幼稚静默”到“亢奋纷扰”的变化,表现为三次大的心理波动:一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维新与《天演论》所引发的新旧对峙,二是癸卯年(1903年)知识界的“新觉醒”与《民约论》所唤醒的个人和民族权利之争,三是1916年《新青年》的崛起、“五四”新文化秩序的确立以及苏联十月革命的回声。这三次大的心理波动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文学创作的高潮。文学也于这种波动中,不期然地发生深层的文化范型的转换,即政治与伦理、道德与宗教习俗、文学与道德的脱纽、分离与重组。     

亚当·斯密对慈善伦理的现代转换

亚当·斯密结合现代社会人之生存境遇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人性、民生、素养三个视角分析了慈善伦理的道德取向和建构因素,提出了一种适宜于当今时代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构建,以及个体道德人格完善的慈善伦理观。斯密慈善伦理建立在对底层利益和权利尊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从个体“罪责”向“同情”,从政府“恩赐”向“责任”的转换,在“治表”和“治本”的视域中增添了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

国际体系从其本源讲是一个历史概念。世界社会与国际体系相比 ,其基础不相同 ,它的行为主体是非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 :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它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框架。世界秩序是指一种在世界社会基础之上的秩序 ,重视行为主体的个人、民众运动的力量因素 ,要求以一种符合社会发展、人类共需的新法律、道德和价值观来规范世界上所有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