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冥福裕后昆”—郭沫若和日本出版界友人田中庆太郎、岩波茂雄

一九五五年冬,郭沫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郭沫若和内山完造谈话的时候,很关心地问起他的老相识、文求堂的店主和他不曾见过的岩波茂雄。内山感慨地说,田中庆太郎已经不在     

出版文化、民族主义与上海文化场域——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史

内山完造及其内山书店,在鲁迅文学地图上有着重要的位置,为鲁迅和左翼文化界的沟通起到了媒介作用。鲁迅设定的职业底线造就了与"魔都"上海城市空间的遇合。租界在上海文化场域中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而以出版文化为中心的生产力量促成了鲁迅的身份转型,也为他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嬗变提供了契机。以内山书店为中心的社区空间,为鲁迅获取最新的左翼文化信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文化条件。鲁迅遵循着自我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体验,凭借着《语丝》、北新书局,尤其是内山书店等文化空间的力量,成功突围了与"革命文学家"的论战,进而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史,向我们演示了"人"与"城"的互动图景,但也成为1930年代以来激进民族主义者批评鲁迅民族主义意识的话题来源。     

鹿地亘在华活动纪略

一九三六年 一月 鹿地亘乔装日本旅行剧团团员逃到上海。——鹿地亘曾以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反动势力囚禁。一九三五年年底出狱,但仍受日本警察的监视,处境极为困难,在日本已无法活动。 二月 六日,由内山完造引荐,鹿地亘在内山书店与鲁迅会见,向鲁迅介绍了日本情况,特别是日本文坛的情况,并表示想留在中国工作。此后,在鲁迅帮助下,开始了中国新文学的介绍和鲁迅杂感集的翻译。 六月 曾在内山书店与鲁迅会晤,为鲁迅的健康状况感到不安。     

文化选择的困惑——从郭沫若在日本谈起

郭沫若在日本前后两个十年,分别成就了他诗歌创作和史学研究的两个辉煌时期。可以说,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文化巨人的郭沫若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有趣的是,1914年东渡日本求学和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郭沫若两次羁留日本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那么透过这种偶然性,他的选择、或者说“郭沫若在日本”这样一个引起研究者兴趣的课题,实际上是一次文化选择,是郭沫若在东西方两种文化撞击、融合中为历史留下的一个文化现象。本世纪初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的努力,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时期。这对于仍处在中世纪黑暗笼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犹如看到黎明的晨光,是极有诱     

日本国策文学在海外的蔓延和变异——以沦陷期日文杂志《上海文学》为中心

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诞生的日文杂志《上海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日本国策文学的产物,是战时日本所谓对海外“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它的主旋律是对“大东亚战争”的鼓吹。但与日本国内的国策文学不同的是,它的上海地域色彩,以及有部分中国文人的参与。内山完造是这一文学杂志的核心之一,因而在所谓的主旋律之外,其作品表现出了各种异色甚至多元的倾向。共发行六期的《上海文学》,是研究这一时期日本海外国策文学、沦陷期的上海日文文坛及变异的中日文学关系的重要日文文献。本文的工作主要聚焦这份湮没已久的日文杂志的梳理,在揭出其文献价值的同时,依据原始文献,对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海外国策文学的底色和异色进行评析,以此来探讨这一时期海外日本文人对于这场战争和中日关系的认知。     

“‘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析

初中语文第二册《一面》中,这样描写鲁迅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谈笑:“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非日本的”,而又是“什么东西”,这话颇费思量,课本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在此立注,是确当的。注释为:“指不象日本人那样的语气和声调。”换句话,就是说那两人的日本话说得不纯粹,不地道。可以理解为作者在此要透露一个消息:这两个人不是地道的日本人。但是,这里的“非日本”真是在描写他们的日语水平吗?抑或是,他们“非”的什么东西真是语气、声调吗?注释粗看似乎通讲,其实大谬不然,试析之。     

孤岛时期巴人的文艺理论建树

(一)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十一月十三日,日军占领市华界及上海周围地区。一个月后,南京也沦于敌手。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如郭沫若、茅盾、周扬、田汉、夏衍、洪深、阳翰笙、黄源等先后撤往内地、香港,或抗日民主根据地、游击区。许广平、王任叔(巴人)、孙冶方,姜椿芳、林淡秋、梅益、平心、柯灵、蒋天佐、恽逸群、唐弢等,则转入租界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截止到一九四     

潘汉年同志在“左联”成立前后的革命活动

潘汉年同志早在一九二四年就从家乡江苏宜兴到上海,加入了郭沫若、成仿吾同志创建的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积极编辑、出版进步书刊,为开拓新文化阵地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二月,潘汉年同志应郭沫若同志邀请,到江西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遵照党的指示,带领一批文化工作者回到上海。大革命的失败对潘汉年的思想刺激很大,当时,他曾回忆到:“在一九二七年的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了这八个月灰     

日本俳句与郭沫若的早期诗歌

日本俳句具有淡雅、简洁,严格季题,含蓄、富有余韵,多取材民族生活、历史和传说等艺术特色。郭沫若在日本写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也如是观。郭沫若留学日本,深得日本俳句之三昧。推崇诗歌创作的“自然流露说”,感生于志,咏形于言,郭沫若在日本的诗歌创作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观照。     

以崇敬之心论鲁郭恩怨——评王锦厚先生的《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一方面，不管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将鲁迅、郭沫若相提并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     

日本歌舞伎与郭沫若早期戏剧

若将郭沫若早期戏剧与日本歌舞伎进行比较 ,不难看出 ,郭沫若早期戏剧具有日本歌舞伎的四情变化范式、舞台节奏多“间”、舞台解说有“点”、舞台布景多层次等特点。所以 ,要很好地欣赏郭沫若早期戏剧 ,应该掌握日本歌舞伎的艺术特色     

鲁迅、内山书店和电影院——现代知识分子与新型媒介

与传统士大夫相比,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空间的需求迥然不同.书院、藏书楼是传统士大夫重要的文化空间,他们之间以协作、书信和会晤的方式进行交流.现代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将研究鲁迅在上海的最初三、四年间(1927-1930年),如何通过内山书店和电影院获得各种媒介信息,并以它们为媒介建立自己的交往网络.这三、四年,正是鲁迅从一个拥有固定职业者向自由职业者过渡的关键时刻.书店和电影院分别供应着一个写作者必需的文字和影像媒介,这些现代文化空间也是新型媒介,使得脱离了"单位制度"的鲁迅得以与外界交流,并建立自己的共同体.     

《一面》浅析

《一面》是一篇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简短的回忆录.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九三七年被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作是署名“阿累”,当时是一个普通的电车售票工人.这篇回忆录极其细致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里与鲁迅先生邂逅相遇,当面领受先生赠书的情景,刻划了鲁迅先生同情劳动人民,爱护求知青年,慷慨助人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崇敬.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的著译在当时青年中所产生的深广的影响和巨大的教育作用.     

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出路——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嬗变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     

免费提供住宿的书店

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家“莎士比亚”书店,书店狭小而拥挤,但主人热情地欢迎着过路的陌生人,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文学的旅法青年.哪怕是那些尚未成名、穷困潦倒到连租书费都付不起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拥有一个床位,只要他们愿意为书店工作.     

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阅读札记

宗方小太郎生前即是日本国内公认的有名的“支那通”,死后被官方推崇为“日本兴隆期大陆经营最重要人物之一”.自明治17年(1884)首度赴华,至大正12年(1923)在上海病逝,他在华活跃了将近40年,生前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报告书、日记、书信、诗稿、中国各地考察纪行等文字资料,后人一般统称它们为“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这一大宗文书资料现被一分为二,分别保存于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地.文章通过对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的流转保存状况及文献类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研究及将来可能的研究面向,谈一些不尽成熟的看法.     

论司马辽太郎的日本国家史观

日本大众文学家司马辽太郎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 ,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作了深刻的剖析 ,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亚洲的落后缘于儒教的僵化 ,近代日本的成功正在于于“脱亚入欧”中摆脱了儒教教条的苑囿 ;但潜存于日本社会之中的专制倾向 ,致使日本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道路 ,不仅给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 ,也造成了日本自身的毁灭。他的这种国家史观以其独创与新颖性而被时人誉为“司马史观”。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

本文指出,郭沫若一生的创作和研究工作都表现出人民性的特色.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史学研究和文艺研究中提出了“人民本位”的思想.作者对“人民本位”观的实质、作用及其在郭沫若研究工作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人民本位”观是郭沫若学术思想的精华.文中首次披露郭沫若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最后一次会见的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郭沫若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品质.     

布拉格学派的领军人普实克

稍微熟悉鲁迅作品的人，都会知道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名字。1936年7月20日上午，上海内山书店转来一封寄自日本的信件。写信人即刚离开中国在日本作短暂逗留的普实克。他希望将鲁迅的《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译成捷克文出版，请鲁迅提供照片、评介文字，并询问付酬办法。鲁迅于23日复信，24日寄出，同意普实克“随意翻译”，不取报酬；如果一定要表示谢意，回赠一点捷文书籍或介绍捷克作家的画像复制品或版画即可。     

杨守敬的书论及其在日本书坛的地位和影响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著名书法家、书论家。他有多部书论专著传世 ,提出书家须有“品高”、“学富”的重要理论。他在担任清朝驻日本外交官四年中 ,日本许多著名的书家都投到他门下受业 ,其理论和实践引发了日本书法的现代化 ,被日本书坛尊崇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 ,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日本文化史上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