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群众路线是应对突发事件的“王道”

<正>一、突发事件的危害在于"突发"近年来,我国进入了一个灾难多发的阶段,频发的灾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这些灾难有的表现为天灾,有的表现为人祸,还有的则是天灾与人祸交织。由于大多数的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突发性",因此,又可以把它们统称为"突发事件"。面对这些突发事件,各级政府积极予以应对,从200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制定与颁布,到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迅速成立以及各种应急预案的及时制订,突发事件应对从思想重视到政策准备再到资源保障都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领导干部要善于科学处置突发事件

2008年,我国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中掀起的"问责风暴",对各级领导干部都具有警示意义.通过对问责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中被问责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矛盾冲突,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简单"摆平",甚至"动粗",以致激起民愤,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缺乏事业心、责任感,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能依法按规处理,甚至官商勾结,以致酿成重大责任事故;有的忽视媒体包括网络的监督作用,为了逃避责任,隐瞒事实真相,弄虚作假,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有的缺乏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遇到矛盾冲突采用推诿、拖延的办法,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在突发事件面前玩忽职守,处置不力,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等等.     

2010年5月(中)学术推介

<正>杨君在《从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一文中,对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进行了制度反思。作者指出,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     

被问责官员们悄然复出

一种所谓的"公众焦虑"开始在"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上形成定式,就如同近几年来"被问责官员复出甚至擢升"几成官场定式一般。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责任人低调履新等"悄然复出"都曾引发过公众这种"满腹狐疑"的焦虑。更有人戏称其为"潜水式问责"。     

发挥组织人事部门在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作用

<正>问责官员复出是近来公众热议的一个话题,公众在对于符合条件的问责官员复出表示认可的同时,也对那些"闪电复出"、"悄悄复出"的问责官员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和担心。如何使问责官员复出这项工作既有利于干     

中国政务舆情全媒体监测

正多地加重查处"太平官"仅9月份,南昌查处"为官不为"案件30起、问责97人;前9个月,福州市共有227人受到效能问责处理;而河南全省共有1398人被查处……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向"为官不为"干部"亮剑"。专家指出,甘当"太平官"的背后,既有少数官员能力缺失和责任缺失等,也折射了干部制度的缺失。对"不为"官员加大监督查处的同时,还应改革干部管理和官员任职制度,激励更多"有为"官员"上位"。     

行政问责尚未触及制度根本 陈雄飞强调谨防异化为“丢卒保车”的手段

最近,一些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有人形象地称2008年为"问责年"。但中国问责制是否真正的形成仍是各方讨论的焦点。司法部副研究员陈雄飞认为,问责制度可以看     

不应放过“曾多次遭举报”背后的渎职懒官

正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一批"老虎"纷纷落马,这固然值得称道,但有一个共性现象却值得深思,就是这些"老虎"在落马之前,普遍"曾多次遭举报",雅安的徐孟加如此,遵义的廖少华如此,南京的季建业如此,四川的李崇禧如此……可见,这些"曾多次遭举报"的官员,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查处。那么,那些担负查处职责的官员是否涉嫌渎职,是否该被问责呢?官员"曾多次遭举报"很     

建立科学的官员“复出”机制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对策

<正>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事件中被问责的政府官员的去向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逐渐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但是,现在许多问责官员的复出都是秘密进行的,复出的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从而     

官员问责重在制度建设

2008年,中央再掀问责风暴,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一些地方官员乃至省部级高官先后引咎辞职或受到免职处分,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央执政为民、从严治官的坚定决心。在一系列问责事件中,无论从辞官免官涉及的人员数量来看,还是从被摘帽官员的"官阶"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一些媒体则把2008年称为中国政治领域的"问责年"。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设计原则及模型构建

<正>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官员问责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大批问责官员"神秘复出"现象,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质疑。因此,如何设计科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被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自我国启动官员问责制以来,问责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问题官员因被问责纷纷落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我们在为此击节叫好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隐忧,特别是官员问责制中的"高调问责,低调复出"问题。当然,被问责官员复出并无不可,公众和舆论质     

身居“官场高危岗位”者的安全选择

<正>当前,随着众多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或因贪腐落马,"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何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岗位竟成为高风险职位呢?翻开文强等曾经身居"官场高危岗位"而最终落马的贪官的犯罪档案,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     

官员问责重在制度建设

2008年,中央再掀问责风暴,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一些地方官员乃至省部级高官先后引咎辞职或受到免职处分,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央执政为民、从严治官的坚定决心.在一系列问责事件中,无论从辞官免官涉及的人员数量来看,还是从被摘帽官员的"官阶"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一些媒体则把2008年称为中国政治领域的"问责年".     

问责,远没有形成"风暴"

我们才刚刚向官员问责,才刚刚处分几个官员,有人就说是已经掀起"问责风暴"了.其实,你只要看一看我们问责的现状和范围,你就会感到,一年多的问责终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起点而已.     

深圳问责，不仅仅是一场风暴

行政问责的深圳"新政" 2007年,深圳市把失职渎职官员公开道歉纳入制度化轨道,推出了"公开道歉制度",以作为"问责风暴"的延续与细化.该制度要求,如果公务员一旦出现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或失职渎职问题,要以登报发表声明等形式向公众道歉.     

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正>从中国古代问责官员复出的政治理念上来看,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既构成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理论基础,又构成官员复出的哲学根基。就前者讲,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确立了官员责任的基本准则。儒家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思想源远流长。从影响儒家至深的周公开始,就奠立了"敬德爱民"的为官原则。换言之,凡是为官不能谨守德性规范、又不能体现爱民精神的,就失去了为官的资格。原始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孔子与孟子,就更是精心建构了为官的仁学体系和仁政机制。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