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认同──沃尔多行政思想述评

自194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学一直面临着深刻的"身份危机".沃尔多认为,这种"身份危机"源于传统行政学的反民主特性,其所内含的政治哲学明显有悖于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宪政设计.通过将民主的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沃尔多确立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议程.这种致思路径对于今天同样面临"身份危机"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意义.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张力与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理论基石,政治-行政二分法具有很强的范式张力、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理想化的理论构想,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发展和变迁起到独特的导示作用,通过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互动的理论构想、协调重于分开的分协体系、功能主导机构的组织的思想,框定了公共行政发展变化和＂钟摆＂的范围。政治-行政二分法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学科发展和行政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历史实践意识、语境生态意识和追根溯源意识,走大学科之路、加强公共行政哲学的建设、形成公共行政学一些大的焦点问题,应遵循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旨,既保持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又使二者适当分开。     

西蒙与沃尔多之争及其影响

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被公认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最具启发性的思想交锋,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蒙与沃尔多围绕公共行政学学科"身份"问题、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价值观问题、思维与表达方式问题、文本的误读问题进行了立场相反的辩论。这场争论不仅促使公共行政从热衷于效率价值的追求转变为更多地民主价值关怀,积极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规范价值的态度,而且形成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者社群对于公共行政学学科身份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救赎之路。     

行政学美国化:理论支点及其引发的批评与启示——为纪念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发表120周年而作

西方行政学不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伍德罗.威尔逊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使行政学美国化。其理论支点之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虽然它经受了美国行政学一百多年演变的批判与挑战,公共行政存在着"管理主义"偏离"政治"和"宪政主义"走向"政治"的两种倾向,但仍然不能否定它在行政学成为相对独立学科起始点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受其启示,政治与行政的分而不离、和谐统一,应当成为行政学中国化历史过程中的理论支点。     

排斥亦或融通：公共行政研究的政治学化反思及其出路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理论思想奠定了公共行政的独立学科地位,逐渐推进公共行政研究的科学化。对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越来越多结合政治学研究领域,由此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争议,公共行政与政治学研究该不该相互排斥,还是两个学科之间相互借鉴?当下已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科体系,对于公共行政、政治学的相关研究不能单纯从逻辑经验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要将其放在理论发展历史、时代的背景中等考察。这两个学科未来发展呈现出行、政一体化的趋势,有助于两个学科之间理论与方法融通互补。     

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取向与方法的行政哲学维度

从行政哲学维度来看,价值与技术的分离奠定了行政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也成为当前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源。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分割导致的困境集中反映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调整公共权力结构与运行方式,培育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重建公共行政伦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方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行政学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得以陆续恢复,并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得以快速发展,可谓硕果累累.在表面的繁荣背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危机和隐患.实现行政学中国化应该以关注中国本土的公共行政问题为基础,以西方行政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系统为工具,关键在于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从具体的研究方向来看,比较行政无疑将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未来潜在的强劲增长点,其学术价值和发展远景已经越来越引起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广大学者的关注.     

发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内涵——二战后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检讨与反思

"二战"之后,公共行政研究进入了理论检讨与反思的阶段,一大批拥有战时美国联邦政府就职经历的学者成长为公共行政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并根据其实践经验而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作出了新的理论发现。首先,作为许多战时政策与政治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发现了公共行政是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并因此而对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产生怀疑甚至作出否定;其次,他们在认识到了公共行政的政治属性之后而对公共行政的"价值无涉"观点提出否定,要求公共行政以明确的价值追求为宗旨;最后,无论是公共行政的实践还是研究,都表现出了开放性的特征,在实践上,由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了政治过程而更多地面向研究者开放,在研究中则与其他学科开展越来越多的互动,从而使公共行政的发展进入一个公共性与开放性同步增长的时代。     

政府的职责:“服务”而非“掌舵”——《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评介

众所周知 ,自美国行政学家威尔逊于 1 887年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 ,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至今 ,已有 1 0 0多年的历史 ,其间 ,行政学经历了多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 ,特别是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新公共管理在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出其主导范式的地位。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而对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特别是作为其思想精髓的企业家…     

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争论: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

在百余年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充满了各种争论.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公共行政学应该定位于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围绕着"到底是政治哲学,还是行政科学"这一问题,西蒙与沃尔多在1952年爆发了一场争论,并影响了随后五十余年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世纪之交,达布利克和公共行政网络社群又再次就此展开了争论.理解这些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     

从二分走向整合——“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反思与超越

在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整个历程中,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奠定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调.这种对政治与行政有点天真的区分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多年.围绕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弊端而进行的反思与批判,客观上推进了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方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行政学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得以陆续恢复,并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得以快速发展,可谓硕果累累。在表面的繁荣背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危机和隐患。实现行政学中国化应该以关注中国本土的公共行政问题为基础,以西方行政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系统为工具,关键在于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从具体的研究方向来看,比较行政无疑将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未来潜在的强劲增长点,其学术价值和发展远景已经越来越引起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广大学者的关注。     

行政裁量为公共行政学注入的新因素——介绍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中的行政裁量问题研究

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行政裁量”首先是在行政法学中发展出的一个概念,是行政法希望加以约束的对象.在“行政国家”生成的过程中,行政裁量行为迅速增长,从而使行政法逐渐成了政府有效行使裁量权力的障碍.于是,公共行政学开始取代行政法学而承担起了行政裁量的研究任务,并对其作出了更加积极的理论确认.由于行政裁量问题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引入,逻辑性地突出了“责任”的主题,学者们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政治—行政”二分的叙事原则逐渐被“事实—价值”二分的研究取向所取代,从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的进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行政研究对行政裁量的关注中,发展出了一条不同于行政法学的思路,那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行政裁量权的规范问题.     

论管理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公共行政问题

西方管理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策略,对中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影响巨大.但是,从行政生态、价值诉求、组织架构和技术工具四个层面分析,西方管理主义的理论原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其不良倾向导致中国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合法性流失.因此,在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中,应当尝试用公共价值替代效率价值,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构建多元网络式结构,实现政治和行政的良性互动.     

“利益人”视阈下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选择

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是分析其职权行为的重要前提.公共行政人员既非自利的"经济人",又非缺乏价值内涵的"公共人",而是有着多重利益取向的"利益人",因而他们的行为面临着公共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冲突、本位职责和社会职责的冲突、个人正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进而陷入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德性的彰显.应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公正的规范制度,以及公共行政人格的塑造,促使公共行政人员选择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     

公共行政的继往开来之路——纪念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120周年

120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它是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产生的标志性文献,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都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但是,威尔逊的行政学成就所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当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关于公共行政的新理论及其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公共行政的价值范畴研究

公共行政学在诞生以来百余年的发展历程里 ,其对公共行政价值的追求一直徘徊于效率和公平的工具性的浅表性认识当中 ,很少有人把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上升到一种目的性 (终极性 )的认识高度 ,这不仅使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陷入一种浅表的效率和公平的交替循环和时常的二者悖论之中 ,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也使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因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而让人对其学科的独立地位提出质疑。从分层次、系统化和整体性的角度考量 ,公共行政的价值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 :工具性价值 ,它包括效率、公平和秩序 ;目的性价值 ,它包括可持续发展和人性完善两个方面。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对科学发展本身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和进步亦是如此。中国行政学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经过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危机。在中国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中山大学马骏教授的发起和倡导下,2007年5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了以“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为主题的青年学术论坛。本刊特约请此次论坛的几位主题发言人将发言整理成文,予以发表,期望能够以此引发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科发展问题的关注,通过不同观点、见解之间的争论和辩驳,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和进步。     

略论行政伦理的价值重建

随着人类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僚制行政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性体系,所体现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一道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理性原则,并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将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出去。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20世纪后期,官僚制行政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官僚制的适用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行政伦理也正是在对官僚制的反思中获得有力推动的。一、官僚制行政的价值缺失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成为官僚制行政的逻辑起点。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可见,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公共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技术领域,而把“价值”与“德性”领域归于政治。因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效率成为行政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标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