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 NGO 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本文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三维分析框架,从递送、融资、规制三个维度对 G 市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与 NGO 之间互动进行分析。文章指出在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与 NGO 的互动在三个维度分别存在机构异化及服务投机化(递送)、制度缺陷与资源依赖(融资)、合同管理能力不足与行政干预(规制)问题。文章认为要突破这一困局,政府方面：系统内各级政府间应就政府购买服务的目的、理念等重建共识;着力培养作为服务监督方的街道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资助制度并考虑将“蛋糕”切细;更重要的是转变观念,给予 NGO 足够空间与信任。 NGO 方面：回归和反思机构的使命,认清社会服务最终要回归人的需要和社会价值;转变观念,参与社会福利服务制度建设;以平等、尊重的态度进行跨专业的合作。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机会与条件:我国NGO社会保障功能之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充分合理地发挥NGO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确立政府与NGO的合作互补关系,培育和发展具有相当运作能力、廉洁高效的NGO,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运作机制.     

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方向

中国几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符合经典定义的民间组织.但是,根据我国民间组织发展演变的历程以及环境,可以总结中国民间组织自己的特色.在中国,扶贫是NGO最为关注的基本领域之一,与其他领域相比,参与扶贫的NGO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贡献和影响也最大.可以说,有影响力的NGO几乎都参与了扶贫活动.但是,NGO参与扶贫过程中也存在依附性强,资源动员不足,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服务的狭隘性和业余性,法制与社会环境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影响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未来参与扶贫的民间组织需要实现去行政化、合作化和法制化,来推进和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事业中的更大作用.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机会与条件：我国NGO社会保障功能之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充分合理地发挥NGO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确立政府与NCO的合作互补关系,培育和发展具有相当运作能力、廉洁高效的NGO,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运作机制。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NGO的公共服务角色转型

近年来,中国NGO经历了井喷式爆发和衰落,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管理格局,以及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博弈。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NGO步入了稳定发展、合理扩增的时期,而其与政府的合作仍处于社会治理中的灰色地带。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治理"起,从"管"到"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和对中国NGO的重视,给了中国NGO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面对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NGO如何在社会转型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服务功能,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具有时代性的积极意义。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社会化、公共化与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

当前,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改革已经使政府公共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共化日益成为我国政府行政的新模式。公共化与公共管理是一种社会化治理活动,那么,社会化与公共化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联系,我国传统政府公共化程度较低的制约因素何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如何借助社会化而得以优化,本文将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些分析。     

我国NGO能力建设的保障与策略

NGO的出现填补了我国“第三部门领域”空白,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比起国家和社会的需要,NGO的功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为此,NGO本身需要制定明确的公益目标规划,突出NGO核心竞争能力建设,完善治理结构,实现管理模式创新,寻求国际合作,调动有效的社会资源在公益事业服务上,以强化NGO能力建设。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

当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即大扶贫格局下如何动员社会力量与用好社会资源,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城乡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县域民生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激活贫困乡村的发展要素等。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与路径有:立足大扶贫格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的契合点;贫困退出中实现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以城乡互动和融合为导向,构建稳定脱贫与县域发展的联结机制;实现稳定脱贫与农村基层治理有机关联。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论灾后重建中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作关系

灾后重建能力的孕育和输出依赖于治理主体的意愿、利益和具体机制。政府在灾后重建中自然占据核心位置。然而,灾后重建工作的复杂性需要市场(企业)和社会(公民)力量发挥应有作用。通过建构政府与企业对接的相关机制,提升村委会和居委会的独立性,以及发育壮大NGO,从而实现政府、企业、公民力量的有效整合。     

构建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的探讨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政府监管不力、行业自律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等缺陷.有效解决食品公共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合作.本文通过将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机制引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网络以及多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群众路线与当前网络执政能力建设

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提升网络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国现实政治的重要课题。当前加强政务网站建设,提高党政干部网络执政能力,促进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关键是要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障网民的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和督察权得到有效实现。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社会动因、经验反思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深化政府职能转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议题。尝试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回应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存在的难题,即如何衡量购买服务经费是否物有所值;如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如何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从专家系统理论和协同治理思想两个方面考察了"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动因,进而结合当前实践检视了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在合法性、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等方面存在的困境,最后从合法性机制、制度化依据、专业化水准和社会化参与等方面寻求突破政府购买服务现实困境的策略化路径。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善——以N市J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改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处在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试点和探索时期。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善治理论,在对改善和创新当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方面具有极大的理论解释力。购买行为内部化、购买程序随意化、购买力度小、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等问题是当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购买者（政府）、承接者（服务机构）、使用者（老年人及其家庭）三个主体角度入手分析,将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及其供给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个合理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