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鄂伦春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古代鄂伦春族结合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继采取"穆昆"制和"乌力楞"以实现对族民的有效管理。随着清王朝强化对鄂伦春族的政治统治,清政府开始在鄂伦春地区强力推行路佐制,最终形成"穆昆"制、"乌力楞"以及路佐制相互支撑、互助共存的局面,使得古代鄂伦春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更加多元,社会管理形式更加多样,为维护鄂伦春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     

传统社区组织与农村可持续发展--传统知识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行动调研报告之一

石牌制在瑶族传统社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本调研报告从瑶族石牌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在农村可持续生计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 ,进行田野考察和研究 ,认为石牌在维持社区生产制度、维护社区安全、保护和延续瑶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均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     

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基本类型

西藏社会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尚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发展阶段。西藏农奴制统治的大部分地方的共同特点是:政治上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济经上封建领主占有主要生产资料、部分占有农奴人身和向农奴收取地租。这个社会里“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但是,对于体现这些特点的具体表现形式,却因地域分布、政治组织和统治农奴的方式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同时,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生产的经营管理和差税制度上,也有各地的特点。这就反映了西藏奴制社会形态中,     

瑶族民间法的变迁及启示

瑶族民间法经历了从旧石牌制到新石牌制的变迁,两者都是适应解决纠纷,维护瑶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而产生,在内容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产生的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在内容形式上、实施手段和处罚措施上也存在差异.瑶族民间法的变迁启示我们,民间法是调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规范之一;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充分重视和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接和沟通.     

瑶族石牌制与农村社区管理

石牌制是瑶族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和社会组织,同时也是一种社区管理制度,它在管理农村社区中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石牌制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过引导还可以为现代农村社区管理服务。     

论议榔制与苗族朴素的民主管理意识

<正> (一) 议榔制是苗族先民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民主管理是它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是苗族朴素的民主管理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议榔(苗语),即议订公约之意。议榔有组织和制度之分。作为组织形式,在各个苗区称呼不同。湘西称“合款”;黔东南称“议榔”;广西融水称“埋岩会议”,云南金平称“里社会议”。议榔组织规模大小不一。有一个自然寨,也有几个或几十个自然寨。“议榔组织有大小榔头管理事务,也有称作‘硬手’和‘老虎汉’的军事首领;有‘巫师’(即祭司)作宗教领袖;也有‘行头’‘理老’主持司法,排解纠纷,裁判犯罪”。议榔组织的社会职能是,一方而抵御本民族以外其它民族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统治;另一方面从事苗族社会的内部管理,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制定和执行习惯法等。它是     

推进教育公平 和谐发展瑶族教育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瑶族人口素质问题已成为瑶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影响了瑶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教育公平,和谐发展瑶族教育,已成为瑶族同胞的心声.发展瑶族教育对提高瑶族同胞科学文化的整体素质,对促进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瑶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广西壮族瑶族与汉族政治及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

一、序言 壮族和瑶族是华南地区、尤其广西主要的少数民族。历代尤其宋代以后的文献史料上并称“徭獞”。在回溯与汉族交往这段历史之时,可以看到壮族和瑶族之间大相径庭。简而言之,壮族受到汉族强烈的影响,因而被纳入它的政治及文化体系之中;瑶族尽管也受到汉族的各种影响,但和壮族比较,依然泾渭分明地保持着其独立性。 关于壮族和瑶族,历来对壮族研究不多,而且多局限在广西西部的“土司”地区内。广西中部及东部由中国王朝直接统治的非土司地区往往受到忽视。就瑶族来说,尤     

瑶族习惯法及其文化价值初探

瑶族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没有本民族文字。从法律学家的角度来观察,瑶族的历史似乎可以破解法律中的一个谜团:在没有文字的历史中,法律在瑶族社会中是怎样发生、演进、实施的?本文试图对瑶民的习惯法及其文化价值作一初探,以期揭示无文字民族的法律发生和演进过程。　　瑶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　　历史上,瑶族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也没有立法和执法机构,统治王朝的法律法规,在瑶族地区因各种原因未能生效。因此,瑶族人民主要依靠社会习惯法(即原始法律或传统法律)来调节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     

多角度解读元代四等人制形成的原因

四等人制是元代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地域差别和社会政治四个方面分析了四等人制形成的原因,从而得出以下结论: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存在、是四等人制形成的历史根源;民族心理差别.也是影响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域差别的存在,是元代四等人制形成的一个客观现实条件;而汉人世侯李璮的叛乱,是蒙古统治者实施民族差别对待的一个直接原因,总之,蒙古统治者实施民族分化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和统治.     

泰国瑶族社会考察点滴

1991年5月,我参加由国际瑶族研究协会、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及泰国清迈大学山民研究院联合发起组织的第三届国际瑶族研究专题研讨会,会后得到国际瑶协主席雅克·勒穆瓦纳先生以及泰国瑶胞的资助,在征得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及率团领导的同意后,继续在泰国北部瑶族地区作为期二十天的学术调查。调查主要在泰国难府汪帕县板现、巴干瑶村进行,收集了一些有价值的瑶族族谱、宗教经书,并就一些专题作了详细调查。所获材料对研究泰国瑶族社会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拾空整理,供专家学者们参考。     

云南藏区属卡制度研究

云南藏区由于其区位上的特殊,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属卡.属卡制度作为云南藏区的传统社会组织制度,不论是在藏传佛教取得其地区政教统治地位,还是清政府改土归流后,都一直在该地区基层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云南藏区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此制度在组织性质上具有公社性质,因为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人口和纳税等方面内容,在功能上具有基层社会控制、解决纠纷、民间规范制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其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云南藏区作为一个特殊藏区秩序形成的特征.     

清代伯克制的废除与新疆政治中心的转移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伯克制成为清朝地方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和巩固祖国统一及促进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伯克制成为新疆维吾尔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州县制取代伯克制,新疆建省,新疆政治统治中心从伊犁转移到乌鲁木齐,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新疆与内地的行政制度一体化.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社学、义学,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并一直影响至今。     

民国时期广西县级政区的变更与增设论析

旧、新桂系当局治理广西期同,县级政区的变更与增设,表现为改土属建制为流县,从老县析置新县,强化对瑶族聚居区统治而设新县三个方面.这一县政改革举措,是地方政府重新谋划县行政区域以强化统治,“开化”少数民族聚居地政治经济文化,及与地方势力特别是土司后裔势力之间搏弈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的现实选择.     

东盟国家威权统治时期女性政治参与探析

东盟五国经历了长期的威权统治,限制了女性的公民政治参与,表现为妇女运动低迷,妇女非政府组织受到控制,女性在立法、行政等权力部门的比例极低。其根源在于威权统治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军人专权、操控选举、控制媒体和言论、排斥非政府组织,这些特征对东盟国家女性政治参与产生了消极影响。     

排瑶经书浅析

排瑶地区流传的经书,为先生公举行宗教仪式时所使用。不同的仪式使用不同的经书。其内容涉及到排瑶社会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是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珍贵的学术参考资料。     

村寨自然领袖是自然成长的民主制的产物——建国前广西瑶苗、侗族村寨头人问题管见

建国前,广西大瑶山瑶族的社会组织是石牌制度,其头人叫石牌头人;大苗山融水苗族是"寨老制"或竖岩组织,寨老是这一组织的首领;三江侗族的是款组织,款有款首,也叫寨老.根据文史资料,石碑头人、寨老和款首,是村寨的自然领袖.何谓自然领袖,如何看待其权力和地位,及其对民区域自治的意义,本文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自然形成,这是村寨自然领袖的总特征.具体说:(1)他们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世袭的,而是在村寨群众信任基础上推举的.(2)被推举为村寨首领条件,除了苗族、侗族中有是否长者的资历限制外,不受财产多寡的限制,凡带头遵守本民族村寨的法权习惯,办事公道,有判断力.能言善辩,并     

论元明清时期青藏地区基层政治建设的特点

元明清时期,青藏地区基层政治建设围绕军事戍防和政治管控两个维度展开,构建土流参治格局,实行卫所和土司、僧职和土司结合统治双轨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基层政治建设旨在维护中央政府在青藏地区的统治权威,稳定地方社会秩序.     

明清时期河湟地缘社会多元组织结构探析

明清时期的河湟,因族群新格局的出现,其社会力量与组织结构呈现为复合性和多重性.这时河湟各族群因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各自具有其社会组织形式.他们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形成中央、地方、部族和宗教等多元结构,长期以不同类型并存于河湟,持续影响着这里的社会进程.可以说,河湟多重地缘组织形式的建构,是区域内部诸族群不同社会归属及地方与中央关系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