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政府应从转变职能、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信息机制、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从而全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政府模式变革: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陷入失灵的双重挑战,将人类拖进了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面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让它耐心等待我们对它的适应,而必须主动作出变革响应,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建构起合作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开展合作行动。因而,当我们反思人类社会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时,我们看到,继续维系支持竞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不能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而只有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才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期望,才是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风险治理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们必须树立扣谐发展的理念,确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社会情景致使社会信任结构体系断裂,产生了社会信任的非社会化、私人化和非理性化等危机。这种由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可以通过强化信任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宣扬共同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同时加强信任制度建设和构建"第三方"信任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任危机,促进人们形成普遍信任的心态,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论风险社会中现代行政法的危机和转型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社会的变迁必然引发法律的变迁。在风险社会中,现代行政法的各个环节,包括立法、执法、司法都处于危机之中。为了有效回应风险社会提出的挑战,现代行政法必须进行转型,具体体现为行政立法和决策的协商民主化、行政执法的反思理性化和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化。     

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研究： 回顾与展望

国内学界在前期引介和运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开始了本土化转向,由此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研究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概括起来,主要包括风险社会的中国判断、中国图景、中国境遇、中国治理等几个方面。在总体回顾中国风险社会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学界的研究局限性展开深入反思,一是区分性研究的理论自觉明显不够,二是实证性研究的现实分析严重欠缺,三是系统性研究的总体把握相对不足。     

风险社会与"重责政府"困境

在风险社会下,人类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将面对更多不确定性并制造出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因在精细分工的社会“普遍的共谋”下产生而导致责任界定的困难,由此带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基于此,政府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诸多防不胜防的公共危机,然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却为寻找真正的责任者设置了障碍。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形态下,政府将难免陷入社会“重责政府”的困境。走向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共同治理是政府摆脱困境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解决之道。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社会本身也是风险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对乌尔希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简要介绍,并结合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指出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善治：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道

文章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善治理论为依据,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演变进行总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善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并就我国如何推进善治,实现社会和谐进行了探讨。     

风险社会何以形成——一个结构转型论的进路考察

社会转型形式上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结构转换,是一种结构的重组。在经济、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本身所蕴含的固有矛盾与根本冲突使得社会风险的爆发不可避免,从而导致风险社会的形成。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危险犯立法趋势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危害行为。与我国传统危险犯造成现实的、客观的危险不同,新危害行为仅造成潜在的危险,潜在的危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则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对此,我国现有危险犯立法无法应对。为加强社会控制、降低诉讼成本,我国立法应设立新的危险犯类型,只要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就既遂,尽管犯罪既遂时,危害行为仅造成侵害的潜在危险。新危险犯是独立的危险犯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