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汉赋与"文"的自觉--基于世俗美学基础上的考察

赋体的兴盛是与汉代注重官能享乐的世俗美学追求相关的 ,其时世俗的娱乐需求是赋这种文学形式流行于时的重要动力 ,赋体在形式上的世俗化追求不仅适应着当时“赏心娱目”的要求 ,更标示着一种审美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诞生 ,是“文学的自觉”的先声 ;对赋体形式之美的尊崇加剧了六朝文学的世俗化 ,是其走向形式主义的渊源 ,也是六朝时期文学形态嬗替的关键。     

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诗意栖居与对诗词歌赋的文类观照

赋是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它也少量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诸国的文学之中。就文体习得的有效性而言,赋乃是掌握诗词歌赋等韵文之文类问题的关键。然而,独在中国文学创作场中一枝独秀的赋却是西方文学中的缺类,也是大多数东方各国文学中的缺类。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层面上审视赋这一中国文学的独特的文体,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在比较的视域中对诗词歌赋进行通盘考察,不仅有益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文类特征,并且有益于发挥中国的固有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     

宋词发达原因的再思考

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原因是复杂的。旧时代的论者,注重文学发展的纵向嬗变,诗三百而骚赋,而乐府,而五七言诗,而长短句,而曲,而小说;即使某些论者试图突破单一的血统关系,找出某一子文体的“返祖”现象,但往往“知父不知母”,得出的     

文体变革与文学的转型

自戊戌变法前后的“文学改良”,至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变革,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文体变革有着某种首当其冲的意义,文体变革的动因固然根植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遽变,但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要落实为具体的文体变革,而文学的整体转型也须在文体变革的基础上实现,胡适在论及文体变革的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汉赋渊源论

我想,研究汉赋的起源,首先对汉赋应该有个粗略了解,这对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说是题中之义。汉赋,顾名思义,就是汉代的赋,有如说“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以其所处时代取名的。赋是一种综合性文体,它既有诗的严整、韵律,又有散文的叙事描写的某些特点,人们通常说它亦诗亦文,半诗半文,是文学的两栖类。我以为赋这种特殊的文体,更接近散文,可视为中国古代带诗的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战国末期,到了汉代繁荣发达起来,蔚为文坛主流达四百余年。其间递嬗演变,形体风格各具面貌,初起则多为骚体(如贾谊的《吊屈原     

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

中国传统诗歌至汉代为一大转关，成为八代诗史的开端，由此衍发构成了与唐诗直接沟连的艺术系统。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五言诗的盛行与赋体的确立，更显示了汉代文学形式的划时代特征。就五言诗而言，“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脑也”（钟峰《诗品序》）；赋体则最初由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含义与楚辞的特殊形制结合而成。然而，在汉代之前，不仅五言诗“其体未备”，“逮汉……始以成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且赋体也是虽“兴楚”而实“盛汉…     

赋的诗文两栖特点的成因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体制也非常特殊。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关于赋的这种特征学者们已经谈过不少意见。但是，是什么原因，哪一些因素形成了这一特殊的文体，似乎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本文略述浅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我以为，赋“受命于诗人”，因而具有诗的特点。但时代审美心理导致的描写功能的兀现，使赋背离了诗的传统。形成了“非诗非文”…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散文特质论

什么是散文?这是个曾令许多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出过许多散文集子的巴金先生在回答什么是散文时说:“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讲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散文家郁达夫也说过:“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o的译名,和Essay有些相象,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更有甚者,一位英国作家曾不无怨恼地指责:“散文,这是文学橱柜里一件可诅咒的、莫可言状的衣衫”！     

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