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简牍看汉代河西饮食

河西出土的汉简中有大量有关居民饮食生活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河西居民的饮食文化,对研究汉代经济社会有重要意义。     

汉代河西林木探究

汉代河西林木资源丰富.笔者利用传世文献、出土简牍及其它考古资料对当时的林木盛况进行了简单的勾勒,探讨了林木资源在人们的生活和军事中的应用情况及汉代政府和河西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和保护林木资源所采取的措施.     

河西地区汉代文物资料中有关"竹"的信息

河西地区发现的汉代竹简、竹简削衣以及种类颇多的竹制用器,说明竹在当时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汉简文字中也多有体现这一现象的内容.许多迹象表明,取用这些竹材的竹类生长地,不会距离发现地点很远.竹类是对温湿条件要求较高的植物.相关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河西及相邻地区的生态环境形势.     

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列置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具体方式的考察,限于资料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中原制作染色织品史称“缯采”或“采缯”,服务于上层社会,也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外域需求。士卒贳卖衣物,是汉代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通过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色彩多样的纺织品,对照汉代制度“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与“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等制度规定,可以推知这些多彩的纺织业产品不大可能为戍卒自己使用,而具有贩运“远国”的商品的性质。汉简所见河西军人服用多为“皁”“白”色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西汉南洋航路也有“杂缯”输出的明确记载。相关现象也可以说明汉代纺织生产的水准,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而西来毛织品多种色彩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认识。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汉代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统治者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逐渐成为河西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     

陈梦家先生河西历史地理研究述评

陈梦家先生是简牍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将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简牍学研究,依据汉简的出土地点成功地复原了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塞防体系并考证出其中大部分烽隧的具体位置。他还将简牍文献与传世典籍相结合,对汉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玉门关与玉门县等问题都作了严密的考证,为利用简牍材料研究历史地理问题树立了典范。     

汉代劫持事件考察

劫持事件在汉代具有一定普遍性,以至汉律对“持质”有明文规定。汉政府对劫持者的态度极为强硬,不仅坚决禁止与之妥协,劫持者即使自首亦往往被处以极刑。而按照“原心定罪”的原则,受劫持者的违法行为大都能得到宽大处理。但对于极端重视自尊人格的汉人来说,与劫持者妥协无疑是一种耻辱。因此很多受挟持者在面对要挟时,宁愿选择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汉代简牍私文书所反映的几种社会现象

本文是在对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后,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窥视出汉代简牍私文书所反映的汉代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     

两汉时期河西地区烽燧亭障规划营建刍议

通过对汉代烽燧亭障遗址的考查研究,认为两汉时期河西地区的边塞建筑无论平面布局手法、构造形式选择还是防御设施配置均显现出鲜明的中原建筑文化特征.以边塞防御工事的兴筑为契机,河西地区开始全面吸收中原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建筑营造技术方面的经验."拿来主义"加速了中原建筑文化在河西地区的传播,由此而引发的建筑变革并不仅限于边塞建筑一隅,我们注意到河西地区的居住模式、城市规划以及建筑技术均发生了质的飞跃,自此该地区的建筑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考察

汉代郡政府在汉代国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国家结构中发挥着地方政府职能,又发挥着行政中介职能。两种职能的发挥,使其有效地治理着地方;又紧密地联结着中央与地方。郡以及郡县制度的完善,为汉代国家管理提供了优化模式,对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国家结构及汉代国家治理形式的认识,有助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思考。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概念辨析

“大一统”概念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内涵,“奉天”与“法古”是其结构的两个维度。通过“奉天”,建立了本源论上的依据;通过“法古”,建立了“三统”、“三世”的历史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大一统”概念的立体结构。这一概念贯穿形上与形下、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是公羊学自然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结合,是宇宙的最高本源和普遍适用的法则。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大一统”概念具有核心地位,诸如“尊王”、“三统”、“三世”、“华夷之辨”等重要命题,都从属于它。     

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

“和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和合”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意境,一种文化精神。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不能不注意汉代思想史。考察汉代社会意识,可以看到,“和合”有自然主义的思想渊源,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愿望,一种社会理想。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和合”的理念也有深入的渗透。早期道家文献如《太平经》中有关“和合”的论述,对于“和合”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谈汉代的"知足"之风

"知足"是老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矣",是"知足"思想的核心表述.汉代颇行"知足"之风,很多人淡泊名利,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富有;在处世态度上,他们为人谦退,生活俭朴,与人为善,远离权势和名利,追求淳朴清静的生活;他们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影响并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教育 --以儒学和"蕃书"为中心的探讨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发展儒学与推广“蕃书”两个方面。重视儒学是党项人为了吸纳各地贤才、培养高素质官员而采取的重要教育措施,创制和推行“蕃书”是西夏政权为适应河西走廊局部统一、创造党项民族自己的文明、追求政权独立的又一重要教育措施。河西走廊在儒学和“蕃书”两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西夏时期的河西走廊并非是“龙荒沙漠”的“不毛之地”,同时也说明,宋夏时期甘肃地区的教育中心在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走廊。     

汉代"得民和"政治理念的思想史分析

从汉代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者"得民和"意识的深刻影响。循吏的表现,是这种政治理念的实践。"召公之政"、"召公之风",在汉代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有相当强的文化影响力。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将召公治民成功的成就概括为"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它与汉碑文字遗存所见"得众兆之欢心",意义是相近的。汉代文字遗存所见"宜民和众",可以理解为这种原则的解说。"得民和",成为当时理想行政的一种目标,其核心追求是"和"。所谓"上下和合",与儒学政治原则相符合,也是大一统体制下政治经验的总结。在《急就篇》和《焦氏易林》等文献中,体现了这种政治文化理念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也曲折反映了较广阔社会层面的政治要求。     

汉代藏书制度对汉代文学传播的影响——以汉赋为例的考察

汉朝历代皇帝都注重对书籍的搜罗,并建立了严格的控制书籍不外传的皇家藏书制度,大大制约了文学在当时的传播,也造成了大量书籍文本的集体遗失,这是当时创作兴盛并被后人视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赋现存甚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虽说史官和校书官在接受皇家藏书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进行文学传播,成为当时事实意义上的文学传播者;私人藏书也在文学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改变汉代文学传播深受当时藏书制度制约的局面。     

河西地区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对策研究

河西走廊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域 ,其自然条件、水资源现状、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等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 ,根据张掖市建立节水型社会试点的基本经验 ,在河西走廊普遍展开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实践 ,势在必行 ,这是解决河西走廊水资源问题的唯一选择。本文在分析河西走廊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 ,从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努力探索水资源市场化管理的途径、建立农民用水者协会参与式管理模式、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节水农业、加强节水水利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有效地防治水资源污染等方面提出了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对策措施     

汉代“直符”观念的神秘化

“直符”制度是汉代官方保障各级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一项重要举措。自东汉开始,民间社会对“直符”观念不断予以神秘化,乃至演变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当时的民众认为代表时间、方位上的禁忌并预示着吉凶祸福的神煞也要轮值当班。这种神煞“直符”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土木营造等事宜,还渗透到丧葬礼俗领域,进而抽象化为一种普适性概念,遂成为数术学、星占学的重要考虑指标。此外,东汉末兴起的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援引和借鉴了汉代官员轮流担任“直符史”的做法,建构出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神学化“直符”观念,并延续到后世。     

汉代老子"角色"变换及其老学史意义

汉代是老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老子形象先后完成了从“隐君子”到“治国者”、由“人”到“神”的“角色”变换,老子学说也相应实现了从理论思想向社会实践、由道家哲学向道教神学的两次转向,开创了老学朝着政治化、宗教化方向发展衍变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