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人物漫谈

潘金莲是《金瓶梅》中仅次于西门庆的人物,但在典型化的程度上却超过了西门庆。她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物,追求床第之欢,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内容,落得一个淫妇之名。 流览《金瓶梅》,总观潘金莲的一生,追求幽欢似乎是她人生的唯一目标。而稍细心体察,就会发现她多所贪求。作为一个富商的宠妾,她和西门庆的其他妻妾一样,要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因为除此以外,也实无另外的寄托。在这方面,西门庆的家庭是应有尽有的,花天酒地,本无不足之处。然而,潘金莲常常向西门庆提出特别的要求,     

《聊斋志异·江城》对比艺术探微

江城是《聊斋志异》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悍妇形象之一。在她身上既有恶的一面 ,即具有一般悍妇的泼、悍、妒、毒等典型特征 ;同时又有善的一面 ,如聪明机智 ,疾恶如仇 ,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作者通过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对比描写 ,成功地刻画了江城这一独特的悍妇典型     

《湘君》、《湘夫人》形象的不确定与意义的再生

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在两千年来读者阅读接受中,被不同的时代的不同读者反复破译解释却最终仍是一个谜。二《湘》引起的审美效应与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微笑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宛若朱自清笔下梅雨谭的绿,绿得清澈醉人可你又看不透她。唯其蒙胧令人猜不透,才显出神奇瑰丽,才有着无限的诱惑和吸引。这是二《湘》魅力千古不衰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二《湘》形象意义的这种不确定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离婚律师》编剧陈彤：最喜欢的人物是罗鹂文

人生充满巧遇，因为一场病，陈彤与编剧这个职业结缘。此后，她一发不可收，从与王海鸰合作编剧电视剧《新结婚时代》开始，到后来独立编剧《马文的战争》《你是我爱人》《妯娌的三国时代》《一仆二主》，到最近热播的《离婚律师》，个个声名鹊起，家喻户晓，成为名副其实的金牌编剧。     

从被解放到被异化的女性——论电视剧《老农民》中的韩美丽形象

电视剧《老农民》中的韩美丽这一悲剧性的形象给观众带来心灵的震撼和更多的思考。一个被解放的美丽自信的新女性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变成了一个丑陋的恶魔,韩美丽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韩美丽不是革命投机分子,只是因为她信仰的异化而使她的行为妖魔化,是信仰的异化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文革结束后,韩美丽之类的人面临的是一场心灵的救赎和信仰的重建。     

班昭《女诫》论

本文对《女诫》的内容、产生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并从世风、作者家庭环境及作者本人的因素着重论述了《女诫》产生的原因。班昭的《女诫》集儒家妇女观之大成,它的问世是泛儒时代的产物,是与她那个唯儒独尊的家庭分不开的,是班昭心理扭曲和对社会主体曲解的结果,成为古代礼制残害妇女的一个历史见证。     

《可乐》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生活因为有了《可乐》更加精彩,她是我们读者的精神家园!我是《可乐》的忠实读者。每期的《可乐》,我看后都会收藏起来,作为日后品尝的佳酿。     

《呼啸山庄》浅论

一百多年来,评论家们对英国女作家义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作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解释。有的认为《呼啸山庄》是一部“最奇特的小说”,它“完全缺乏从社会角度进行解释的有利条件”。作家艾米莉则被说成不属于她的时代,而属于永恒。可是,只要我们打开小说,就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约克郡,他们说的是约克郡的地方语言。正如英国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呼啸山庄》的故事     

我喜欢《老友》

正我喜欢《老友》,一有空就认真阅读,因为《老友》办得好。她是全省唯一一份老同志自己的刊物,学习她使我增长见识,受益匪浅。1996年,单位退管办为每位离退休干部订了一份《老干部之友》(《老友》曾用名)。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老友》。我每月拿到《老友》时,首先浏览一下目录,然后就开始一篇一篇地认真阅读。《老友》是一本好读物,对我的思想与日常生活都很有帮助。     

黄薇:迎接《日出》经历《长征》

在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播出的两部长剧《日出东方》和《长征》里,观众都会看到黄薇扮演的年轻时代的邓颖超。黄薇,是不是和《夕阳红》栏目里那位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同名?其实就是一个人,只不过她走出了娓娓而谈的演播室,投身到了动荡、艰难、大浪淘沙的革命洪流。 在《日出东方》里,黄薇扮演学生时期的邓颖超,大家闺秀的文静气     

诗意的生命与死亡的思考——读艾米丽《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神》

艾米丽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加尔文主义家庭,生活在超验主义的时代,一生写出的1700多首诗是她丰富思想的标志。《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神》描写的是一次象征着人的一生的旅行,诗人对于“生”与“死”处理方式,反映了诗人本身的出世方式,反映了人本身是矛盾的。     

《传奇》的错位

张爱玲的《传奇》在四十年代中国的出现，有很大的突发性，是一个“奇迹”。张爱玲所建构的文本语境明显区别于四十年代“左翼”与“右翼”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她力图揭示的是战争环境中原生形态的生存境遇，以及女性生活的真实世界。她从一个女性的独特体验和内心感受出发，形成了另一种非意识形态的边缘性话语方式。她说：“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①这便使张爱玲对人性中凡俗与很琐一面的展示，达到了现代文学中少有先例的深度。也正是因为《传奇》展现的是淡…     

奥菲利亚——《哈姆莱特》冲突关系中的一个纽结点

莎士比亚在他的大量悲、喜剧中,曾为人们塑造过众多的妇女形象,既有鲍西亚那样绚丽耀人的人文主义新型女性,挟着爱与智慧的暖风,精灵般飘然来到人们的面前,也有麦克白夫人那般阴森可怖的泼妇魔女,带给读者以震撼灵魂的恐惧……对这些女性,褒赞之笔或贬谪之墨充溢纸面,可谓令人眼花缭乱。唯有奥菲利亚这一形象,多年来似乎成了莎评中一个寂静的“死角”,很少有人问津。是由于她过于天真近乎呆傻,还是因为她平凡的近乎平庸?很难说清。其实弱小平凡的奥菲利亚在《哈姆莱特》(以下简称《哈》剧)一剧中的地位,非     

寡居者的边缘化生存及其时代内涵——《老妇人和她的猫》与《祝福》女主人公形象比较分析

在《老妇人和她的猫》与《祝福》两部短篇小说中,莱辛和鲁迅分别塑造了两个病态社会中的边缘人形象——赫蒂与祥林嫂。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底层女性,赫蒂与祥林嫂在身份与心理上具有相同的边缘特征。同时,因为民族历史文化语境与作家叙事立场的不同,赫蒂和祥林嫂又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内涵。     

老伴对《老友》有“五爱”

一是爱订。五年前,老伴就与《老友》结下了十分深厚的感情和缘分,《老友》成了她的精神食粮,每年订杂志的时候,《老友》都是老伴的首选。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论欧阳予倩对《桃花扇》的改编

欧阳予倩三度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并创作了电影剧本《新桃花扇》。他在改编时尊重和依托原著,并未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完全推倒来另编故事,也不是为改编而改编,对原著照搬照抄,而是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相结合,在改编中体现时代变化,表达时代诉求,以便当代观众的接受和欣赏。他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在描写忠奸斗争之外着意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并在表现李香君精神气质的同时强烈书写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且努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改本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写树立了典范。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时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时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一样的时代情绪,不一样的《高兴》——小说《高兴》和电影《高兴》对读

小说《高兴》成功改编为电影《高兴》,是2009年初比较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事件。虽然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都是传达一样的时代情绪：国民经济一体化或曰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整体高兴乐观时代情绪下的悲凉。然而,由于文学和传媒各自性质不同,两个《高兴》是不尽相同的。电影的成功改编是遵循了文学与传媒共通的艺术规律的结果,也是文学和传媒互补的产物。正因为克服了文学文本的诸多弱点,凸显出了许多亮点,《高兴》电影才被大多数人认可,在商业和文化上实现了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