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秦王饮酒》辨析——兼与胡念贻同志商榷

李贺《秦王饮酒》一诗,很能代表诗人的创作风格。由于这首诗发挥诗人丰富奇突的想象,把历史人物和神仙故事融合一起,语言谲异隐晦,境界恍惚迷离,给读者理解诗意确实带来一定的困难。直到现在,对于这首诗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譬如诗中的“秦王”究竟是谁?这篇作品的主题又是什么?学术界还存在许多分歧和争论。弄清这些问题,其意义决不限于如何准确把握这首诗歌本身的内容上面,而且对于探讨李贺相当一部分作品的     

一首别具风采的颂歌——试解李贺的《秦王饮酒》

《秦王饮酒》是李贺的重要诗篇之一。关于这首诗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分歧要点,一是“秦王”指谁;二是诗的后一层有无讽刺意味。近几年来,前者有所进展,后者仍在五里雾中。我认为浓雾之所以不能驱散,并非全因资料不足,考证功夫不到,而与研究方法也有一定关系。本文谈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为了解说方便,先将原诗引出:     

说李贺《秦王饮酒》诗中的“秦王”

李贸《秦王饮酒》一诗中的“秦王”指谁?说法不一。兹将各种意见列举如下:1.指秦始皇。清以前,李贺集的注家,多以此诗中的“秦王”指秦始皇。2.指唐德宗。清·姚文燮以唐史证贺诗,以为诗中“秦王”指唐德宗李适(音括)。他说:“德宗性刚暴,好宴避。常幸鱼藻池,使宫人张水嬉,彩服雕靡,丝竹间发,饮酒为乐。故以秦王追诮之。……诚使雄武如秦王尽平六国,犹为不可;而况主非其主,时非其时     

陶渊明《饮酒》诗初探

陶渊明离开人间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认真、全面地评述他的《饮酒》诗的论者并不多见,而从他二十首《饮酒》诗中,仅摘录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几句,或至多援引一首诗作为论据,便认为陶渊明“静穆”、“悠然”者,历代有之。笔者在本文中欲对陶渊明的二十首《饮酒》诗,做一次综合探讨,以便对这一组诗和陶渊明的为人作出较全面的评价。陶渊明的《饮酒》诗主要反映了他哪些思想情绪,从诗前的小序便可以看出其大概。其小序有云: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高邮王氏释诗凡例说略

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有关《诗经》的论述和段玉裁的《诗经小学》是清代《诗经》训诂中的双璧。段氏多以《说文》、《尔雅》、群经证《诗》;而王氏则更重于以诗释诗,以诗证诗。在贯通三百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诗例、章法、句式、字义、用韵等方面发凡起例,循此以求,“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这就不能只局限于一字一句的训释,而必须窥其全豹,通其大要,发其内蕴,从纷繁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那些带根本性的条例,用以指导实践,把训诂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峰。     

《左传》中的用《诗》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种种原因,在上古时,诗歌还不能真正作为文学而发挥其独特的审美作用,而是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被人们使用着,这在《左传》中表现得十分显著。本文即对《左传》的用《诗》情况试作分析。《左传》中,《诗》被人们引用的情况,经过初步统计,只提《诗》的篇名的“赋《诗》”有六十八篇《重十一篇》,其中《国风》三十三篇《重三》,例、雅》二十五篇《重七》,《大雅》九篇《重一》,《周颂》一篇。还有直引诗句而未题《激名者,大凡一百五十一处,用《诗件十一篇,其中《国风…     

立意高远 运笔不凡——李斯《谏逐客书》赏析

《谏逐客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是李斯上给秦王的奏章。这年,秦国发生了一起有名的“郑国事件”——首当强秦威胁的韩国为遏止秦的威胁,派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游说秦王,劝秦王修筑郑国渠,以企图消耗秦国的民力财力。这一阴谋被发觉后,秦国的宗室大臣借机建议驱逐在秦国任事的所有别的诸侯国的人,“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遂下了逐客令。此时的李斯在秦做客卿,也在被逐之列,由此,他写了《谏逐客书》以劝谏秦王。秦王看后,马上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众所周知,当时的秦王(秦始皇)是个具有雄才大略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文体的演变一般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发展倾向、内在局限等重要命题,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考察。首题赋名的荀子《赋篇》及其创作情况表明,赋只有在功用层面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在命名、文本形态的构成等方面与之并无质的关系。荀赋立体要在“变《诗》”而“效物”,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关键：其句式的构造表面类同《诗》四言,实际上取自《老子》以下的散句而具有与之疏离的意味;其立体的本质在于升格和拓展《诗》之手法,形成以铺陈原则规限物事题材这一独特而具包容性和吸纳力的文体特征,以此与形式立体的诗相分异而判然两途。同时荀赋立体的复杂情况也为赋的诗化和二体趋同提供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体物为铺张”使得赋在演进中发生了功用性批评的文体位移。     

杨时“三唐”说辩误

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卷一"诗评"多辑录宋人诗话、文集及杂记等,并在每条之下注明出处。其中有一条:"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其下出处已佚。在以往关于唐诗分期的讨论中,这一记载一直被当作重要材料引用,多数学者认为这段话出自北宋杨时。而通过对《龟山先生语录》《修辞鉴衡》《对床夜语》《唐诗三体家法序》等的考察及其他材料的分析,可以确定这段话实际上出自南宋周弼而非杨时。这一结论亦可补足《修辞鉴衡》中"诗体之变"一条之下的佚文。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琳创作引《诗》考论

《诗》在产生之后就被广泛地引用,历经先秦两汉,到了魏晋时期,“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在创作中大量引《诗》,其引《诗》方式有多种.其作品中或直接引用《诗》中的词语、诗句,或化用《诗》中的诗句、诗意,或用《诗》中某首诗的诗旨.其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对《诗》有所吸收,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借鉴.在创作中借鉴《诗》的方法,吸取创作中的经验,这成为中国文人的一大传统.     

李斯的悲剧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一传之千古的名句，出自秦李斯《谏逐客书》。这篇饱含激情、文采飞扬的文章，倾倒了从古至今的无数读者，秦王嬴政也从这篇才华横溢的佳作中发现了人才。于是，转瞬之间，李斯便由被逐之人成为秦王的座上客。自此，李斯竭尽全力，为秦王出谋划策，最终兼并了六国，一统天下。李斯也由此平步青云、节节升迁，直至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宝座，实现了他要做人上人的夙愿。李斯对秦国，可谓功莫大焉：上《谏逐客书》，不使人才外流，此其功一也；…     

《隰有苌楚》试解

《诗经》桧风中《隰有苌楚》一诗,本来是一首男女对唱、热情洋溢的恋歌,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误解,说它是一首情调低沉的政治疾刺诗。《毛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主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汉郑玄从诗序而笺释序义,未表异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更引申《诗序》谓:“作《隰有苌楚》诗者,主疾恣也。桧国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极其情欲而不为君人之度,故思乐见无情欲者。”(《诗     

李白《公无渡河》新探

李白《公无渡河》一诗,元萧士赟谓为“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清陈沆《诗比兴笺》谓为悲永王磷而作,诗中渡河之叟系指李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以为李白从璘之作,但以渡河之叟为李白自喻。以上诸说虽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但均认为此诗必有所指,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此诗究竟因何而作,指归何许,谨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此诗若联系李白幽州之行加以考察,其义自明。而《赠何七判官昌浩》《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二诗,则是打开幽州之行秘密的钥匙。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诗经·卫风·有狐》正解

《有狐》一诗，三叹其“忧”，深忧“之子”无衣。而“无衣”所指向的是战争、行役。《诗经》中写狐的诗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为征妇怀远之诗。而“征夫无衣，征妇送衣”这一母题一再被摹写。     

《清明》诗与“杏花村”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绝句《清明》,千百年来为世人所传诵,“杏花村”也因此而闻名。妙在经这牧童遥遥一指,竟指出不少争议来。《清明》诗里的“杏花村”,究竟该指哪里,笔者试图对此略呈管见。《清明》这首诗,在唐人编的《樊川文集》、宋人编的《樊川集·别集》、《外集》、清人编的《全唐诗》里都未曾收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新唐诗三百首》,选录了这首诗,并附有简短的说明:杜牧这首《清明》诗,最早见于南宋谢枋得编的《千家诗》,谢枋得认为是杜牧的作品。明代诗论家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也认为是杜牧的作品,清人冯集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