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的俗赋研究

在敦煌遗书中所保存下来的全部文献资料中 ,有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 ,产生时间跨度很大 ,有先唐时期的 ,更多的则产生和流传于唐、五代、宋初 ;有的世有传本 ,大量则仅见于敦煌遗书。而所谓的敦煌文学 ,则指的是保存且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创作于以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敦煌遗书内保存的赋类作品 ,据伏俊琏先生考证共有二十七篇 ,其中先唐赋五篇 ,唐五代赋二十二篇。 (《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其中不见于唐人诗文集而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有十八篇赋 ,除两首诗歌体赋、…     

鸿都门赋考论

解读东汉鸿都门赋这一历史个案,还原并诠释我国古人对俗赋最早的感性认知,是相当有意义的。与此相同的认知,也显现于俗赋选集中。而今,此认知将有助于区畛雅赋与俗赋。鸿都门赋,所来有渐。先秦以来,不仅文士们往往多有俗赋之作,出现了以荀况、宋玉、刘安、枚皋、王褒、扬雄、曹植、傅玄父子以及束皙等为代表的众多文人俗赋作家或作家群,而且,还至少出现了五次民间俗赋的潮涌。官民判定雅俗的基准彼此歧异,故蔡邕与鸿都门赋的冲突,实则是在朝文人俗赋与民间俗赋的对峙。现今戏曲中,丑角"以声节之"的口诵俗赋,应是古人"不歌而诵谓之赋"的嫡传。文人俗赋自有其经典之作,其沾溉所及,不可低估。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从《雪赋》《月赋》看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四

《文选·赋》物色类中的《雪赋》《月赋》透露出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考察南朝赋,其作家的才气主要表现为作品语言精美藻丽和结构的巧妙完美,作家的学问则主要表现为作品大量使事用典。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彭咸”旧说之批判－屈原赋“彭咸”考辨之一

王逸、洪兴祖解释屈原赋中的“彭咸”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殷大夫水死的身份不符;二、定死志的时间不符;三、《悲回风》中语言成为反证;四、死年作品未提及“彭咸”;五、屈原赋表达学研究表明,“彭咸”与投水而死毫无关系;六、屈原投水并非效法“彭咸”。另外,关于“彭咸”的其他假说,或因假设不当或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