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的劳动力权属性研究——兼论罢工权的合宪路径

罢工现象在我国已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劳资冲突,如何确认、设定和保护罢工权来引导和规制罢工行为,达到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既能避免社会动荡,又能达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研究罢工立法问题的关键。以劳动力权作为罢工权权利属性研究视角,把罢工权确立为劳动者的劳动力权的组成部分,应当成为我国罢工立法所采纳的法权理论。     

论集体合同制度下的罢工权

罢工权是集体合同制度有效施行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目前的立法当中没有明确规定罢工权,对罢工现象缺乏有效规范。为了使集体合同制度落到实效,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立法应明确规定工人享有罢工权,并对其加以适当限制以保证其得以正确行使。     

我国罢工权立法再探讨

罢工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一种国际立法惯例,在我国罢工还不是一种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劳动纠纷和罢工事件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前将罢工权归属于政治权利的观念是错误的,它的实质是经济权利;罢工权立法不仅能保障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同时也能限制罢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罢工权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是反对立法的理由而是要攻克的难题。在我国相关法律中设立罢工权事实上已成为理论界与立法界面临的课题,迫切需要转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罢工权法律保护的经济意义——以“增量利益关系理论”为分析维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罢工权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我们研究认为,罢工权实际是劳动者集体中止劳动暂时停止创造增量利益的权利,罢工是劳动者实现自己劳动力权益和制衡雇主或用人单位财产权优势滥用的行为。文章运用陈乃新先生的“增量利益关系理论”来解读罢工权法律保护的经济意义,从这个维度分析有利于科学地开发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公正地保障劳动者的经济发展权,从而提高劳动者创造增量利益的积极性,为实现劳资政三方合作共赢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     

罢工权入宪新思考——规制与处理集体争议（罢工）的法权依据

尽管我国已有许多人主张加强罢工立法,但是由于对罢工的认识尤其对罢工权的认识还不彻底,所以罢工立法仍迟迟没有进展。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资冲突、集体争议（罢工）又时有发生,需要我们继续推动罢工立法,把罢工纳入法制轨道。这就需要对罢工权入宪做出新的更为科学的分析。罢工权实际是劳动者集体中止劳动的权利,罢工是劳动者实现自己劳动力权益和制衡雇主或用人单位财产权优势滥用的行为。罢工权入宪有利于构建劳资政三方合作共赢关系,有利于科学地开发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     

论罢工权应该缓行

罢工权设置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罢工和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会的独立性、配套法规的完善、劳动者的罢工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价值标准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当前将罢工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西方国家移植罢工权制度,与我国当前的实际不相符合,罢工权应该缓行。     

试论罢工权的确认--一种解决劳资纠纷的宪政径路

罢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劳资双方利益冲突的表现，罢工权是劳动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根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而暂时停止劳动的权利。其性质应是劳动享有的社会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有必要在我国的宪法中确认罢工权，这是一种解决劳资纠纷的宪政径路。     

劳动者罢工权初论

罢工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最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罢工现象,但对此却没有明确立法规定。虽然此次《工会法》的修订确了当发生停工、怠工时工会的权利和义务,也只是事后的补救。我国应在《宪法》中把罢工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下来,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罢工行为。     

社会转型时期罢工权的宪法规制

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大量存在的罢工现象促使我们思考罢工权的宪法规制问题。基于宪政文明层面、现实层面和国际人权法层面对罢工权入宪的可行性分析,我国应当立足于中国特有的行宪机制,罢工权宪法规制的首要方式是采取修改宪法的方式。同时,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欲发挥效力必须通过立法具体化的途径,因此在入宪的基础上还要将罢工权条款写入相关法律之中,通过宪法确认和立法规范的制度构建解决罢工权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     

关于健全我国罢工立法的思考

经济性罢工和政治性罢工的性质存在区别，从劳动法、企业法角度看经济性罢工的性质和作用，经济性罢工立法的缺位给我国造成了不利影响，参照各国有关罢工立法法例和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条约，有必要尽快完善我国有关罢工立法。     

关于健全我国罢工立法的思考

经济性罢工和政治性罢工的性质存在区别,从劳动法、企业法角度看经济性罢工的性质和作用,经济性罢工立法的缺位给我国造成了不利影响,参照各国有关罢工立法法例和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条约,有必要尽快完善我国有关罢工立法.     

劳动关系中罢工自由入宪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大量存在的罢工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罢工自由的入宪问题,文章从宪政文明层面、现实层面和国际人权法层面对罢工自由入宪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程序参与

当事人是否实质性地、充分而积极地参与诉讼程序,并与裁判者展开理性的对话,积极影响裁判结论,真正实现合法听审权是外国法院判决能否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之一,程序参与、合法听审权以及程序主体性都和民事诉讼辩论主义原则的内容相吻合。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应确立辩论主义,强化法官阐明职责,在制度上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以实现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李立三与安源路矿罢工中的革命动员

安源路矿工罢工是近代一次著名的工人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工人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而被载入工人革命史册。李立三作为杰出的工人革命运动领导人,其独特的革命动员方式,如文化动员、组织动员和经济动员,有效地唤起了底层民众对旧制度的仇恨和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斗争力量。这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大罢工革命动员经验,在以后的工人罢工组织工作中得到有效的复制,为共产党人在后来的城市罢工和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兼议非法转租中次承租人之利益保护

在我国,讨论次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前提条件即合法转租。我国应该承认合法转租下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次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为优先缔约请求权,其不具有物权之排他效力。必须处理好第三人与次承租人的关系。在非法转租中次承租人的利益同样应得到保护。     

我国宪法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在人权保障制度方面尚不完善。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我国宪法在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知情权、迁徙权和罢工权方面应作出相应规定,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毛泽东与焦作煤矿反帝罢工略论

发生在1925年的焦作煤矿反帝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大大提高了焦作煤矿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水平。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把正在进行中的焦作煤矿反帝罢工与那一时期发生的海员罢工、铁路罢工、沙面罢工等全国著名的几次罢工相提并论,称赞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给罢工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博弈与劳资冲突：1927年上海英美烟厂罢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寻求关税自主,力求在烟草统税问题上有所突破时,上海英美烟厂爆发了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党政各部门不只扮演调停者的角色,而是在给予罢工者以经济支持、代表他们与资方谈判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抵货运动,使罢工坚持了110天之久。在罢工的过程中,反对英美烟公司“擅抗国税”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工人的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显然,政府的意图不过是要以罢工和抵货给公司施压,迫使其在烟草统税问题上妥协。罢工只是中国政府与英美烟公司政治博弈的工具而已。     

国民党与商会——一例劳资纠纷案折射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商会权利的沦丧

1927年10月,苏州铁机丝织业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资本家“放机”,并要求增加工资。在这次劳资纠纷中,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国民党扶持的商民协会充当调解的主角,而此前具有调解商事纠纷法定义务的商会却被排斥于调节圈之外,成为党权的附庸。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出面,罢工才告结束。本文从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针对民间社团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措施切入,考察一度具有独立的司法权力的商会却丧失分内的商事调解权的缘由。文章认为,随着专制的强势国家的建立,民间社团的权力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甚至消除。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劳动权的保护

中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其中对于个体劳动权保护的内容在我国1 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体现。但是在集体劳动权方面 ,比如自由结社的权利和罢工权等 ,我国尚存在不足。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对于自由结社权进行了保留 ,但是在劳动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应当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罢工权在公约的批准中并没有对其保留 ,但这项权利也没有及时地转化为国内法中的权利得以明确的保障。罢工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过重大的变化 ,相信此项权利在今后劳动立法中会有更大的突破。劳动权的保护应当从国际、国内等多视角分析 ,并且必须关注全球化对劳动权保护的影响。我国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劳动权保护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