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规律,结合经济制度的阶段性变迁,分析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当代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主导因素大致经历了资源主导、区位主导、政策主导和市场主导4个阶段的嬗变。从县域内主要经济贡献主体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公社集体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庭和乡镇企业为主体、市场经济探索建立时期多种经济主体共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等几个阶段。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内生发展与外生发展的统一、要素多元化与主体多元化的统一、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统一、县域相对独立与区域联动发展的统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经济制度就是内在规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规则体系的变化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有两个:经济制度都存在内在缺陷、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收益流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可分为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与资本分散化制度变迁两个阶段。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后,经济活动以非物质激励为主,交易成本表现为计划成本。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当这种激励资源耗竭时、当计划失灵时,这种制度就对经济增长不具有促进作用,从而导致资本分散化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在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讨了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寻找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辩证统一关系;然后阐述我国建国后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并对增长情况进行了阶段划分与相关政策分析,通过改革开放的前后对比指出了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用计量的方法详细分析了农业土地制度变迁和国企改革的贡献。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其内在经济动因分析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成为社会对集体林权改革的共识。因此,加强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变迁的研究,对于明确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方向、深化社会宏观经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集体林权制度对于产权主体的不同界定,将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并运用经济学的生产与消费、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对4个阶段的经济动因做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与国家当时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实质均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最优化目标下的制度安排,与在此安排下农民作出的微观理性选择的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实施均是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理性选择相一致的结果。     

激励机制、制度变迁与增长效应分析

经济制度内在规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交易成本,从而内含了增长效应。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包括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与资本分散化制度变迁两个阶段。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后,经济活动以非物质激励为主,交易成本表现为计划成本。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具有增长效应,但当这种激励资源耗竭时、当计划失灵时,这种制度的增长效应就随之消失,从而导致资本分散化的制度变迁,即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内含持久机制,从而具有持久增长效应。     

转变江苏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与制度安排

江苏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总量大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工业为支撑但特色不明显、投资拉动但主要由政府推动、民营经济为主体但持续发展力不强等特征。因此,江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江苏实际,县域经济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关键是要在"好"字上做文章。今后一段时期,从江苏不同县域来说,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类指导;对特定县域来说,也必须分类指导,即对县域经济中的"存量"部分,可以选择以激励为主的转变路径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对其"增量"部分,可以选择以约束为主的转变路径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系统.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源泉,也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而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保证下进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为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经济支持.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非均衡,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制度变迁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它也成为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的起点.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制度及制度变迁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 ,一个国家完善其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已被西方国家所证明。就是说 ,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完善的制度 ,缓慢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一个不完善的制度。因此 ,我们应该完善我们的制度 ,以促进经济增长。     

县域经济融资难的现状、成因与对策分析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子系统,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支撑点。受体制变迁、制度约束、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和银行商业化等因素的作用,县域经济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金短缺。文章通过对县域经济融资现状和产生机理的研究,提出了解决县域融资难问题、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对策。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考察

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推进传统制度变迁是实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经济快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经济效益导向型增长模式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时通常忽视了经济行为的生态效益和负外部性。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将技术而且将制度都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仅要推动微观主体或局部的经济增长,而且还要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体制创新与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文章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目前的关键应该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区域行政壁垒,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要促进跨地区企业集团的发展,发挥大企业集团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要实行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外地企业、公民和外商投资;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之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省管县改革、财政竞争与县域经济发展

"省管县"改革与分税制改革都属于分权改革,必然对政府财政竞争产生重要影响。"省管县"体制下的政府财政竞争具有如下特点:县级财政竞争是横向财政竞争的核心;县级财政竞争仍以税收优惠为主,直接采取差异化的策略,而财政支出仍是重要的潜在手段;县级财政竞争将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与区域间恶性竞争;纵向财政竞争虽层级减少却更加复杂化了,这必将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应将县级财政竞争纳入制度框架内,避免县级恶性财政竞争,鼓励县级良性财政竞争,引导县级财政竞争中的合作行为。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以湖北枣阳为例

县域经济民营化是在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的驱动下进行的,其经济逻辑是产权改革、市场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县域经济民营化的制度演进形式表现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从智力外溢和企业家效应两个层面对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可以为解释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湖北枣阳摩擦材料产业集群的发展对这一解释给予经验的支持。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政府推动制度变迁

本文剖析了资源紧缺与资源低价、低效利用并存的现象,指出这是人为扭曲资源价格造成的。其形式是政府价格管制,实质是公共领域的租值耗散。通过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分类,阐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制度安排引致的,而制度变迁的长期性正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此提出政府推动制度强制性变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视角的分析

采用中国28个样本地区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有双重影响。分析表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形成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产权保护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虽有显著影响,但系数较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着眼于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健全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在内容上包括国家起源理论、"诺思悖论"、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与制度创新和国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这一理论对中国政府改革与实践的启示意义是:政府与规则的创建密不可分;要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方面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消除"诺思悖论";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新中国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作用

制度变迁要受到各种初始条件的约束,其演进轨迹依赖于制度变迁前的各种制度要素.建国以来我国的制度变迁采取的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一模式的选择决定了政府在构建新制度及实施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应逐步将自身纳入制度化轨道,通过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以减少摩擦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使制度变迁沿着良性循环的"合辙"(Path dependence)型轨迹继续进行.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西部地区制度供给的"稀缺性"研究

制度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西部地区存在制度供给“稀缺性”现象 ,其原因在于西部内敛的、超稳定结构的文化及环境特征 ,以及政府的制度供给力度不足。解决制度“稀缺性”问题有赖于政府力量的加强和西部地区学习能力的提高。制度变迁离不开社会发展质量的作用。当前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方式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诱致性变迁为辅 ,但最终必须逐步转变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来确立西部制度供给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