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关注田舜年案

《清实录》关于田舜年案之记载甚详,康熙对此案亦甚关注,态度极为审慎。兹择要介绍之。 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辛亥,湖广总督石文晟折参容美土司田舜年私造宫殿、暴虐奸淫不法各款。康熙谕大学士等曰:“顷湖广总督石文晟劾奏土司田舜年纵恣不法。昔吴三桂之乱,田舜年略无举动,即此一端,甚为可嘉。今石文晟有此劾奏,或因田舜年与地方官不协所致,其中恐有虚诬。此折且暂停批发。”     

康熙、雍正年间《桃花扇》演唱与接受刍议

《桃花扇》问世不久,就在京城得到频繁搬演。而后流传到全国多个地域,并被搬上舞台,其中主要有容美、真定和江苏等地。《桃花扇》问世后的首演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元宵节,由李木冉组织金斗班排演。《桃花扇》在多地的流传和上演与演出组织者的思想、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田舜年、刘中柱和宋荦等。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论《桃花扇》最初并非表达兴亡之感的作品

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期间创作了《桃花扇》初稿,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正是有感于李香君的故事“新奇可传”,才产生了创作《桃花扇》的动机。可见,他创作《桃花扇》首先是出于一种“传奇”的心理。孔尚任积极入世,1678~1681年三年之间,两次求取清廷功名,这期间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抒发兴亡之感。事实上,他隐居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篇与抒发兴亡之感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最初并非为表达兴亡之感而作。     

田舜年非田既霖之孙

阅袁世硕先生所著《孔尚任年谱》 ,内有《孔尚任交游考》 ,在“顾彩”名下附有“田舜年” ,称 :“据《清史稿》卷五百十二 :容美土司始自唐元和元年的田行皋。传至田既霖 ,于顺治间归附 ,仍授宣慰使。田舜年为田既霖之孙 ,号九峰 ,……”谓田舜年为田既霖之孙 ,误。严首为《田氏一家言》所作的叙中说 :“……继起者太初使君 ,家声益振 ,有丈夫子三人 ,长双云 ,次夏云 ,又次特云 ,古称三珠不啻也。特云座上常满 ,刻烛成诗 ,迥绝一时 ,今韶初使君 ,其家嗣也。”又 ,田玄《甲申除夕感怀诗》小序说 :“余受先帝宠锡 ,实为边臣奇遘 ,赤眉为虐 ,…     

侯李结局辨析——读《桃花扇》小札

令侯方域和李香君双双人道的结局安排是孔尚任作《桃花扇》的最得意处之一.孔尚任自称:“有始有卒,气足神完,且脱去悲欢离合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并且对顾天石之改写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表示不满,“未免形予伧父,予敢不避席乎?”梁廷 在《曲话》中也认为:“《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杏,江上青峰,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乃顾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优孰劣,识者自能辨之.”     

一代红妆照汗青——《桃花扇》人物塑造倾向辨析

《桃花扇》作为一出意在思考“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桃花扇小引》）的历史剧,以其“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桃花扇》试一出“先声”）的写实性特点,寄寓了作者深刻的黍离之悲,及对明末清初这一“天崩地解”的巨大历史变...     

容美土司田舜年编辑思想探析

容美土司田舜年文治武功超群,本文拟以《二十一史纂要》和《田氏一家言》为例,分析田舜年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编辑宏伟蓝图和传承家族文化的编辑思想,探讨文化在帮助保存家族历史与个人功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足见田舜年的编辑事业使他成为容美田氏家族与容美文学保留与传承的最大功臣。     

吉林从前叫“鸡林”

吉林,是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得名,至今已有350年。“吉林”二字,最早见于《旧唐书》之《白居易传》“鸡林贾人,求市颇切,……”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森林茂盛,人迹罕至,野鸡甚多,故称此处叫野鸡林子。后来,鸡林的鸡字变成了“吉”的音转。由此,便出现了“吉林”之地名。吉林从前叫“鸡林”@郑长祥     

“鸡林”并非“吉林”

近日某报载《唐朱诗歌在东北》一文,以《唐书·自居易传》中“鸡林贾人求市其诗集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为据,论说唐诗在东北的影响,此文把鸡林当成了吉林。又我市北山公园印的《话说吉林》的小册子,首篇“吉林的由来”一文,虽未肯定,但也指出新旧唐书的自居易传中的“鸡林”似为吉林。     

“焚书坑儒”辨析

关于“焚书坑儒”,前哲时贤评议颇多,但所引证史实,常有含混不清或令人置疑之处。秦始皇焚毁的究竟是哪些书,坑杀的又是些什么人,这本是分析评价的基点,可惜至今仍无人作过全面系统的考辨。古人云:“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笔者自然算不上智者,只是对“焚诗书,坑儒士”的传统说法颇有疑惑,所以想在史实考辨上作些尝试。     

哭声泪痕 放意喊唱——读《桃花扇》“余韵”出《哀江南》曲辞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代表作,也是清代剧坛上一颗光彩闪烁的明珠。它自1699年问世之后,即蜚声遐迩,一时间“五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势”。京师之演出《桃花扇》者,“岁无虚日”、“坐不容膝”,而且“灯灺酒阑,唏嘘而散”,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时人将其与洪升之《长生殿》并重,享“南洪北孔”之誉,并传有“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金埴跋)的说法。但不管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上看,《桃花扇》都已超过了《长生殿》。前人在论及此剧时说,此乃“天地间最有关系之文章,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刘中柱跋),“虽愚夫愚妇,无不知此书之感慨深微,寄     

长阳南曲考论

长阳南曲渊源于容美土司时期司主田舜年、田丙如、田如对昆曲《桃花扇》的移植和扶持。长阳南曲从演唱题材方面看,显然具有引进曲种的本质;从艺术特点方面看,属于"阳春白雪"类艺术,与明末清初的昆曲艺术有类似、近似的特征。     

汉《公莫舞》歌词试断

汉代《公莫舞》“出自方俗”。汉、魏,至唐,“陈于殿庭”,“用之宴饗”。由于《公莫舞》在表演时,舞蹈者手持头巾,所以晋、宋以后称《巾舞》。其古歌词在沈约修《宋书》时被正式著录,兹全录如下:     

谈《铸剑》中“宴之敖者”的形象

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铸剑》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宴之敖者。一九五八年版的《鲁迅全集》注:“宴之敖者,古书中无可查考,当是作者虚拟的人名。”此后选有《铸剑》的文科教材中,对此也作了类似的注释。有些专著(如许钦文《语文课中鲁迅     

《大学语文》课与学生的道德教育

在《大学语文》教材《序言》中,匡亚明同志写道:“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语文教师的任务不光在于传授知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教材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教书、育人,是教育工作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我国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就特别重视文艺作品与思想教育的关系.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强调仁义诗书合而为一.在教人以诗书,授业解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德行,这是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的崇高职责.     

画马究以何为师

禾子同志在《画马必以马为师》这篇短文(见《大众美学》87页)中说:在1947年,有个十岁的小学生,慕名写信给徐悲鸿先生,说他爱画马,希望能得到徐先生的指教,并把自己画的马随信寄去。徐先生写回信说:“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画马必以马为师,画鸡即以鸡为师。不必学我,真马较我所画之马,更可师法。”     

《桃花扇》的中国文化传播

《桃花扇》是我们民族的故事。《桃花扇》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桃花扇》传播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堪称是中国历史剧的典范。《桃花扇》还渗透着家国文化的因子。这种家国文化中的去国之悲也形成为浓重的文化心理,根植于国人的内心深处。《桃花扇》还打上消费文化的印记,传奇《桃花扇》记述的晚明的故事,同时记述晚明的时尚生活。《桃花扇》描述的是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桃花扇》艺术是南京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

０世纪百年内文艺思潮的演变,深刻地影响了对历史悲剧《桃花扇》的评价。１９０３年,梁启超从振兴“国民精神”的思想认识出发,打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旗帜,并于１９２５年完成了注释《桃》剧的工作。他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史识”多,但“艺识”少。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运用历史唯物论来评价《桃花扇》,肯定了作者孔尚任的爱国主义思想,评析了《桃》剧的艺术成就,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自１９６２年９月以后,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极“左”思潮泛滥,孔尚任和《桃花扇》遭到了批判,“文革”中被彻底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思想活跃,孔尚任《桃花扇》的研究得以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上,涌现了一批新成果     

《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的价值意义之再评价——以《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和结构模式为中心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剧《桃花扇》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影响深远.后世《桃花扇》的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之作,却多赋予男女主角侯方域和李香君以不同的结局,这反映了改编者对原作第四十出《入道》的不同认识.本文结合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和《桃花扇》的创作背景,通过对其主题思想、结构模式及两者关系的探讨,来重新认识《入道》的意义和价值.侯方域、李香君入道,既是剧作“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中儿女私情与家国公义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由剧作主题决定的复杂、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必然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