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罪行与赔偿问题──1994年为悼念甲午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将士作

关于战争罪行与赔偿问题──１９９４年为悼念甲午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将士作赵增辉一、“慰安妇”的怨诉第二次世界大战于１９４５年结束，迄今虽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暴行，使数千万人丧失生命，使无数和平居民遭受难以计算的损失和无穷无尽的...     

“慰安妇”在南京的血泪……

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它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胁迫成千上万的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官兵的性奴隶与性工具，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南京慰安妇的血泪染红了秦淮河，流满了扬子江……     

中国“慰安妇”真相

山西娘子关旁有一座坚固的石头小院,住在附近的老人说,它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关押“慰安妇”的地方,离它不远处原来还有两座这样的“炮台”,后来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全面侵略中国,除了烧杀抢,还大肆筑“炮台”、掳妇女,强制女性充当“慰安妇”。在这场大劫难中,无数妇女被肆意凌辱,遭受恒古未闻的苦难。一个大风呼啸的日子,记者来到位于黄土高原东端的山西盂县。这里,10多位大娘正等待着日本法庭的判决,她们当年受到侵华日军肆意蹂躏。为讨回公道,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些老人克服各种困难,一次又一次赴日诉讼。     

穿过荧屏的追问——对《纪事·记忆的伤痛》的延伸思考

“慰安妇”是慰安妇自己及家人乃至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战争伤痛。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观察视点，通过解剖电视节目《纪事·记忆的伤痛》，透析了包括该节目叙事主体在内的社会人群在面对“慰安妇”时复杂的心绪里沉淀着的性别陈见。     

构建特别立功制度之设想——破解有组织犯罪泛滥之难

要破解有组织犯罪泛滥之难,必须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绳之以法。然而,由于有组织犯罪的隐蔽性、犯罪方式的复杂性,加之内部血腥的惩戒制度,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罪行难以查证。因此,有必要引入特别立功制度,通过减免刑罚的措施,换取有组织犯罪内部罪行较轻者提供证据,证明幕后主导者的罪行。构建这种制度是应对有组织犯罪泛滥的现实需要,是回应国际公约的应有之义,是规范司法活动的自然结果。特别立功不会伤及正义、不会危及预防,其风险可控。     

我国刑法中酌定减轻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是许多国家的通例。该制度也是我国刑法中适应罪行相适应的原则要求。本文从酌定减轻处罚的缺陷和完善角度来阐述该制度。     

存在跨文化刑法吗?—— 一种哲学尝试

只要刑法上的罪行可以用普遍可以理解的,即用人权论据来说明,而且这普遍适用于许多罪行,还特别适用于宽容的刑法制度的话,那末,一种跨文化的处罚权,一种跨文化的刑法,无疑是存在的。     

论罪行的界定

根据刑法对罪行一词的使用,罪行可以分为抽象罪行即立法意义上的罪行与具体罪行即司法意义上的罪行。罪行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罪行是行为;第二,罪行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三,罪行是与特定犯罪构成紧密相关的行为。     

长跪谢罪的艺人与失德自裁的经理

李成延是韩国著名演，2004年，她和签约公司宣布了拍摄《慰安妇写真》的计划，并公开了部分以“从军慰安妇”为题材的裸体照片。谁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网上的激烈谴责之声铺天盖地而来，慰安妇出身的老妪和众多女性团体更是强烈声讨，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李成延赶紧举行记者招待会，以泪洗面，表示痛悔，宣布“我将终止一切演艺活动”。     

勇敢的心

84岁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奥赫恩,是第一位透露自己慰安妇身份的欧洲女性。2007年2月,她在美国国会作证,揭露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真相。这位勇敢的女性,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公之于众,震惊了西方世界。4个月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议案,谴责日军暴行。     

战争性别与创伤:解析诺拉·凯勒的《慰安妇》

韩裔美国女作家诺拉·凯勒的小说《慰安妇》(1997)反映了女主人公亚纪子在二战中被迫沦为日本军队慰安妇的痛苦经历及其因此所造成的生理与心理双重创伤。文章旨在探讨《慰安妇》中战争与女性的性别、性及创伤的关系,揭示在由男性主导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女性——作为父权社会中处于"他者"地位的"第二性"——被物化为日本侵略军泄欲的工具。     

指控日军性暴力第一人的健康心愿

"我还不想死,因为我是证人。"这就是84岁的万爱花目前最大的健康心愿。万爱花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脱下衣服,用身体和心灵的伤痕,来指证日军性暴力侵害的"慰安妇"。从1992年到现在20年期间,她曾七次赴日维权,在日本高级法院和各个地方法院申诉几十次之多,并出庭作证。虽然法院每次以失去时效和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为由,将其驳回,但老人并不甘心。如今病痛中的她还想坚强地活下去,期望有朝一日以证人的身份指证侵华日军性暴力的罪行。万爱花出生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8岁时被卖到山西盂县阳泉村做童养媳。1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     

国际航空罪行管辖权的冲突及其变革——兼评《东京公约》管辖权条款的修订

《东京公约》确立了国际航空罪行管辖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原则以及并行管辖体制,这一制度直接肯定了对国际航空罪行行使管辖权的域外效力,并且避免了由于缺乏双边引渡条约而导致的引渡难题,但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管辖权的消极冲突。在应对公约管辖权缺陷方面,主要国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这些主张存在一定的分歧。国际民航组织结合国际社会的实践以及各个国家的主张对《东京公约》中的有关罪行的管辖权进行了修订,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管辖权作出了相应的变革,这对未来应对航空领域的有关罪行具有积极意义。对此,我国应对公约的相关修订进行立法转化,以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从而有效地维护国际航空的安全和秩序。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探析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是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我国应借鉴这一先进的司法制度,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作证豁免制度,以便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我国建立的污点证人作证制度应选择的作证豁免类型是罪行豁免,应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是否对证人实行豁免,应建立相应的证人保护机制、惩戒机制等相关制度。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最新调查

[新闻背量]3月1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缺少证据。安倍的话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在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声中，11日上午，安倍不得不“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     

论自首

自首的成立需具备两个条件,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狭义的坦白不包括自首,二者各具质的规定性;自首从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也是惩办与宽大结合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     

共同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以诉讼客体单一性原理解析

在共同犯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实践中,共同犯罪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共犯量刑平衡”实践规则、共同犯罪人存在认罪与不认罪混杂等情形,限制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回归刑事诉讼客体单一性原理,结合刑法规范,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各共同犯罪人及其犯罪事实,均具有单一性,并具有可拆分性。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程序价值为逻辑起点,应将共同犯罪人“如实供述”限定于“自己的罪行”,限缩使用“共犯量刑平衡”规则,激励主犯认罪认罚,并逐步探索“分案处理”制度,提升诉讼效率,扩大制度适用空间。     

韩国“慰安妇”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辨析——以《反日种族主义》与《帝国的慰安妇》为例

近年韩国社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值得关注与警惕。两本代表性畅销著作《反日种族主义》《帝国的慰安妇》分别从保守与进步两条思想脉络出发，却殊途同归地与日本右翼对“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否认形成共鸣与合流。前书由保守政治力学所驱动，意识形态根植于二战后至今韩国未经根本动摇的“殖民—冷战”体制；后书则体现了后冷战时期韩国进步思想界基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左翼批判理论漠视并排斥民族议题的趋势。两书共同反映出韩国“慰安妇”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思想特征为民族主义批判，其对集体记忆的挑战，体现了当代韩国重建国家民族认同的认识论之争，也与冷战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形成跨国连接与互动。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文章指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实行罪行豁免并适当放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案件的范围。同时，为了保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们还应该设置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     

自首制度中“如实供述”的理解与认定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判断,应当结合影响行为人供述的认识过程、记忆过程和表达过程进行.行为人以其表达能力将其对犯罪事实的记忆保存及时向办案机关进行足够叙述,就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自首制度中,应当建立"如实供述"有利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程度与自首从宽处罚幅度的对应关系.余罪自首中,行为人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与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属于同一选择性罪名的,只要前后行为对应的具体构成要件存在差异就应当认定为"不同种罪行";行为人主动交代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同种罪行",应以生效裁判对行为人主动交代行为的定性为依据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