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

刘知几是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对于初唐以前的史书、史家、史制和史体等等,均作了系统的批评,其成就之大,世所公认。刘氏之所以对史学批评进行反思,是由于史学批评中存在的严重缺陷深深触动了他,诸如“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文饰其非”,“无其文而有其说”;①“各自弹射,递相疮痏”,“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②等等。这种批评上的谬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③所以刘氏在进行史学批评的同时,也格外关注到史学批评的自我批判。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刘知几史学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刘知几史学思想体现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它是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资源中的菁华。刘知几史学中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才三长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等三个重要思想命题,展示了他的史家主体意识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     

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     

古代陇人的史著与史学

据我们统计,古代陇人独著、编撰、参撰的史学著作共计465部,其中现存141部,残25部,亡佚、下落不详者299部。陇人史学繁荣于魏晋南北朝,当时有许多陇籍史家参与国史修撰,鼎盛于隋唐,有著名史家令狐德棻、李延寿,他们代表了唐初官修史书和古代陇人史学的成就。元明清时期渐趋衰落,总体成就较低,不过也涌现出邢澍、张澍这样的史家。陇人史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较高的整体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较明显的地域性和保守性,史述多而史论少,编纂之书多而独断之学少,断代、方域为史多,罕见通史著作,史学批判思想也较为缺乏。     

初唐史家文论的建构策略

初唐史家与一般的文论家有所不同,其文论观念有着浓厚的史学色彩。史家重新定位了“文”的意涵,指出了“文”具有“匡主和民”的作用,以及“述美恶”的史学功能,此种言说表明史家对“文”的功能的独特认识;同时他们将“文运”与“国运”的关系紧密联结,强调了文运的重要性;为了规制彼时文章写作的风格,他们在处理辞彩和内容的关系时,表现出较为矛盾的态度。初唐史家提出的这些文论观念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谈《史通》的“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刘知几撰《史通》是从史学的总体(史体)着笔,分正史、杂史两人类,正史归纳为“六家”,杂史析为“十流”。“六家”又总括为“二体”。“二体”以纪传为主,编年为辅,评述“二体”,贯穿《史通》全书。《史通》论述“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就“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言,大体包括以史核经揭穿经学的虚伪,赋于史学以理性的表现;抨击世家大族占据历史舞台,树立史家敢于直书的品格;针砭文弊,严正史学的体统等这几方面。由于刘知几不满于唐初贞观年间官修的六部史书,又不敢正面辄加批评,“遂于迁固以降,肆意触排,无所顾忌”。因此,他的史学主张大都从批判这六部史书中曲折地表现出来。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说“刘氏之志,既不获申于修史故于当代官修之史亦抨击不遗余力”,可谓破的之论。本文仅就《史通》的“指归”、“体统”,试作简谈,敬求匡正。     

张振Pei先生《史通》讲演录

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 ,将刘知几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认为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这是决定刘知几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 ,也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同时还将《史通》一书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 ,分别从目的论、方法论、史才论 (史家主体论 )、知识论等诸多方面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 ,认为《史通》一书不仅为以后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 ,而且也为后世史家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新路径     

从梁启超论史家“四长”看史学的客观性

梁启超一生兼政治与学术于一身,其在学术方面最大成就莫过于史学。梁氏在其著作中曾流露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愿望,并力求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对“史家四长”的重新论起成为学界共识。今天,历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史学家具备了梁氏笔下的基本素质后,能否写出“好史”来,在后现代面前已显得底气不足。     

明代私人史家群体分析

明代史学不同与前朝,官方史学日渐衰落,私家史学异军突起。私人史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方史学的不足,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私家史学何以在这一时期如此兴盛,明代私人史家群体有何特别之处,本文从明代私人史家群体的组成结构、著述目的和史籍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进而发掘明代私人史家史籍和史学理论中的时代特征和史学特色。     

明代私人史家群体分析

明代史学不同与前朝,官方史学日渐衰落,私家史学异军突起。私人史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方史学的不足,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私家史学何以在这一时期如此兴盛,明代私人史家群体有何特别之处,本文从明代私人史家群体的组成结构、著述目的和史籍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进而发掘明代私人史家史籍和史学理论中的时代特征和史学特色。     

论刘知幾学派的史学风范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与其友人论道讲学,互相影响,在事实上形成＂刘知幾学派＂。在当时史馆修史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坚守＂彰善贬恶＂的史家职责,主张＂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展现出史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种史学风范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

《史通》为初唐时期杰出的史论家刘知几所著,是我国目前现存的一部最早的系统阐述史学理论的著作。史论家与史家不同,史家在修而不重论,史论家则重论而不在修。史论家研究的对象是史籍作品,犹如文学批评家面对文学作品,从史论家对史籍作品的论述中,是很可以看出他的文论见解的。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史论家好似文学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从胡适的学术品格看史家的主体意识

胡适是２０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重实际,轻“主义”;重实证,轻盲从;重方法,轻内容;重求是,轻权威;重创新,轻咸说,构成了胡适学术品格的基本特征。这也是他的独立人格在学术领域里的延伸,是作为一个史家批判与创新主体意识的表现。何时,也是史学繁荣与发展的不竭动力。但胡适怀疑成癖、考据成瘾、崇洋成病、方法成狂、问题成论则是他学术品格的缺陷,当然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政治人格、思想性格及时代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缺陷是胡适学术品格中次要的一面。     

试论史学编辑的“三长”及职业道德

史学家的“三长”,即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通常以为,“才”,指编写能力;“学”,为史学知识;“识”,为传本史料的见解,观点。史学编辑集史学工作和出版工作于一身,因此也需要具有这“三长”,本文试图论述史学编辑应具有的“三长”的相互关系和职业道德。一、史学编辑的“才”刘知几在分析史学和史才的关系时,讲到了“才”。他说:“夫有学而无才,亦犹     

《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

作为一部典范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在创作原则、性格塑造、叙事模式诸方面与中国史传文学都有着极密切的内在精神联系。本文拟就《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的关系略作探讨。一我国古代史学家向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南史至而贼臣书”(同上),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由于孔子的表彰,董狐、南史成了中国史学的善恶原则的最高典范。孔子本人所作的《春秋》,发扬了“书法不隐”的传统,后世有“《春秋》成而逆子惧”之说。经由历代史学家代代相承,“实录”不仅成为史家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而且成为史书编纂的基本原则。     

论刘知几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唐人刘知几所著《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知几的进步历史观及其在史学理论上的主要成就，前人已多所论及。本文主要拟对刘知几对历史文献编纂理论特别是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进行探讨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