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谈我国的人口政策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人口红利”时期。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入手,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面临迅速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并追溯了计划生育这一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政策原因,认为对传统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应提上日程。     

依靠土地制度创新．实现整村移民城市——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大兰-银河”移民模式调研报告

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开展了整村农民向市民转变的人口城市化模式和整村集体土地流转模式的大胆探索。通过大兰一银河移民模式的实施。依靠集体土地制度创新和宅基地财产化等市场机制,形成了“政府、企业、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四方共赢的局面。该运作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推进人口城镇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驱动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更强,职业转换频率更高,其职业转换既包括横向上职业间的转换,也包括纵向上职业升级导致的职业转换。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合,就有必要强化自身的职业转换能力。本文通过设计问卷对1350名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并运用SEM模型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对其职业转换能力有一定的驱动影响,职业培训与受教育经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有正向驱动作用,工资待遇及福利、就业机会、职业升迁、新型城镇化等外部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也呈现正向驱动作用。     

中国西北地区人口增长对土地退化的驱动作用分析

文章通过定性定量分析西北地区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系统和土地压力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人口的增长主要与耕地面积的扩展有较强相关性,与单位粮食亩产增加等变量指标的关系较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便是在人口增长与耕地扩大的关系中,实际的耕地增长和粮食需求也远远大于实际人口增长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到在西北地区粮食生产和耕地面积扩大的过程中,人口增长并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大,人口增长对土地退化只能承担一部分责任,不构成最重要的原因。     

区域人口城镇化多维特征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基于浙江省分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城镇化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以往的研究仅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忽略了人口城镇化的异质性模式的影响,且对低层次空间单元的关注不够.文章集成浙江省2000年和2010年分县数据,将区域人口城镇化特征分解为水平、形态、结构和阶段,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结果发现: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形态紧凑化、结构本地化、发展阶段高端化、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劳动参与率降低对居民电力消费有着显著的驱动影响,而户均房间数减少则有抑制作用.未来新型城镇化应规范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统计标准,提倡紧凑型人口城镇化形态,协调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加强电力配套保障.     

“幸福家庭工程”成功要素及未来走向的初探

自2007年以来,面对新时期大城市人口计生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新挑战,北京市丰台区委、区政府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开拓进取,创新性地实施了幸福家庭工程,并围绕这一工程的推进做了大量且有成效的探索。幸福家庭工程将以人为本、服务民生作为核心理念,包括幸福花季行动、共筑爱巢行动、健康生活行动、文化引导行动、奖励扶助行动、亲情关怀行动、同在丰台行动、夕阳关爱行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人口、“三农”、城镇化发展初探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工作。中央之所以重视和加强该项工作的推进,其根本原因在于,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发展,才能有效地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它是调整城乡结构、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地提速提质,解决好城镇化发展问题。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水资源消耗的驱动作用分析——以太湖流域为例

基于IPAT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构建了包括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等人口因素在内的水资源消耗驱动因素模型,该模型从人口、经济角度全面探讨了水资源消耗的驱动因素并作了系统的量化。运用该模型研究太湖流域水资源消耗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影响太湖流域用水变化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和产业用水强度对水资源消耗的增加起到抑制作用,并且产业用水强度对水资源消耗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水资源消耗的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历史驱动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予以足够重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及降低单位GDP耗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能够有效降低太湖流域水资源消耗。     

Urbanization Transition in China:From a Factor-driven to an Innovation--driven Approach

Cheap land and cheap labor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However,this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which is factor-driven, dependent on land bonus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unsustainable.Excessive dependence on cheap land not only leads to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urban resources, but also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Heavy reliance on demographic dividend would no longer be sustainable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There is a need for urbanization reorientation, from a factor--driven to an innovation--driven approach.Innovation--driven urbanization require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urban areas so that new industri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could be in synchronous progress.Smart city construction would facilitate integration of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在扼要解析狭义人口转变及其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是结合人口"中间变量"从广义上阐释了人口变化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理,进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入了对现代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思考。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最后特别指出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过去30年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让人口"适应"了经济腾飞,而今后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应使人口的"主体"地位逐步复归,让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新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需求,提高人口生存与生命质量,这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     

从人口转变到人口均衡

我国快速实现人口转变,使老龄化社会于世纪之交提前到来.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和技术、制度条件下,统筹解决好人口总量较大与结构矛盾突出的两难问题,成为现阶段人口均衡发展的基本命题.如果及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择机进一步调整人口及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将妇女生育水平提高到1.8左右并逐步回归到更替水平上下,那么,未来三、四十年,我国人口将趋向于一个稳定人口,年龄构成和城乡构成将大体稳定下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约为1/3,老龄化程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但仍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水平,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届时,人力资本积累居世界前列,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人口自身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可望保持总体协调.     

进一步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步伐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 ,居民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究其原因 ,城乡差距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方面。因此 ,努力推进我国人口城市化步伐 ,是使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措施。     

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结构偏差

本文对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估算.在不同方法估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仅仅略微偏低正常值10%左右.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存在显著偏差.实证分析证明,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化产业结构严重偏差是由于近20年来,中国侧重发展小城市,小城市比重上升使服务业发展缺乏必要的市场空间.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城市效率,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     

基于农民工特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时期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中伴生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六个特点:低价工业化、半城镇化、高价城式化、市民化进程二元化特征、无序人口流动、城市融合进程多样化和复杂化。基于这种特征分析,提出了坚持外造环境与内强素质、分步实施与分类指导、鼓励农民工回归和推进市民化、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待遇平等化、发展大都市圈和发展县城为中心的农村城镇化“五个并重”,正确调节进城农民的流向和流速,最终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空间城市化机制和人口城市化目标——对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研究

无论从城市人口变化还是城市空间变化角度观察,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中国的城市化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地方政府经营土地使用权为内在动力的空间城市化过程,这一机制是由一系列土地法规催生形成的。这一城市化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无意于解决人口城市化中跨省市流动人口的异地城市化问题;它造成空间意义上低效率的假性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具有宏观影响的土地金融风险。本文基此认为,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调整和规范地方政府策动的空间城市化机制,规避其产生的问题,通过激励设计促进城市化在机制与目标方面的协调。     

论西部开发中的城市发展问题

本文在对近20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进行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西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选择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以及若干城市发展对策措施.     

The Role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next observation is, that … there are far more burials than christenings. This is plain…. From this single observation it will follow that London should have decreased in its people, the contrary whereof we see by its daily increase…. It is therefore certain that London is supplied with people from out of the country, whereby not only to repair the over‐plus difference of burials above‐mentioned, but likewise to increase its inhabitants—John Graunt,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中国人口城市化综述

人口城市化在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1世纪的中国人口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全面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必须在我国现行城市化方针指导下,既研究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现实国情和基本问题,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走出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战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