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卜召林著《鲁迅的文学批评》

到目前为止,鲁迅的文学批评已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鲁迅先生对文学的见解与主张更是屡被称引,卜召林同志的新著《鲁迅的文学批评》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鲁迅曾说了什么,而是告诉我们鲁迅的声音为什么与其他人的不同、他为什么这么说、以及说得怎么样等问题。 构成鲁迅文学批评“圈子”的元素是什么?卜召林同志认为,鲁迅的文学批评特点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在批评对象上着意浇灌“佳花”与“佳花的苗”,在批评方法上,使用社会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批评目标     

建构一座神性的“希腊小庙”——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个性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具有自己独特的批评个性。他提出“以小说代经典”的美学思想，旨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神性的“希腊小庙”，同时不期然地与西方印象主义的批评理论暗合，联系沈从文从未接受过西方印象主义的客观事实来看，他的文学批评不免带上了“世界性”因素。     

茅盾前期文学批评观的转型与作家论的视角

本文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作家论的代表性批评家茅盾的前期文学批评观的发展和转型,以及这种发展和转型对于建立他的文学批评本体观念的作用,进而研究了茅盾批评本体论在作家论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史论”的笔法;“史论”笔法奠定了茅盾作家论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评价尺度,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了一定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受到重灾,鲁迅研究长期孤立地进行,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不出鲁迅研究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鲁迅立人思想的启蒙性、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影响的整体性和根基性、他的杂文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倾向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都要求将鲁迅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进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尤其应关注他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是以往研究界忽略的方面.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唱反调”的批评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求疵的批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和论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     

情理结合的艺术创造——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批评家。他一方面强调“感情的批评主义”,认为文学批评始终要以感情为中心来进行;另一方面,对情感的张扬并没有妨碍他理智的发挥。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永远应该是感情和理智的起伏。因此,李长之既不属于感悟印象批评一派,也不属于理性价值判断一派,而是在感性与理性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结合,进而达到对二者的综合与超越。无疑,这种批评观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文学批评之“伦理转向”述评

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的“伦理转向”进行述评,追溯该“转向”的背景并综述“伦理转向”后的主要伦理批评流派。文章指出,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伦理转向”（ethicalturn）后,无论是关注道德自我成长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还是以他者为尊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都强调人的主体性,是对后现代主义时期主体性解构热潮的反驳;探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成为伦理批评的重要内容。     

“君”将何处去?——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批评浅见

本文通过对语言论美学、现代文学批评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全面审视 ,详细分析了现代文学批评和传统文学批评的优点与不足。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批评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 ,立足于社会生活实践 ,坚持全球化语境和本土语境的双重立场 ,以其宽广博大的胸怀 ,广泛汲取现有文学批评的理论营养 ,建构一套与时俱进的自我超越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 ;能够以其特有的无限开阔的视野 ,博大丰富的容量 ,科学严谨的体系 ,多视角、多测度、全面、深刻地剖析和挖掘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     

“花中花”与“花非花”——中西象征诗学比较

美国文学批评权威韦勒克在其《近代文学批评史》里,提到“象征”这个词,多少有点不耐烦地说,这个术语极不稳定,甚至在今天仍是那么解释分歧,因而他亦绕个弯走开,转而研究两个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批评功绩去了。也许他说得有理,与其去追踪一个无所不在而又多变的词的意义,还不如去干点别的更为有益,何况这样一个词,在很多年里仅因为     

以“人性”为文学批评的内在尺度——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特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健吾以其对文学作品印象式的鉴赏,在文学批评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这种批评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人性体察人性"为核心;在比较鉴赏凸显作家个性为主要特色;同时,在文学批评中表达批评家对生命的审美观照和哲理性思考是李健吾文学批评对法国印象式批评的一种超越。     

1917—1927: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初步确立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已经确立 ,其标志是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输入 ,形成了各具特色与批评个性的批评家与批评范型 ,即周作人“自己园地”的“趣味说” ,沈雁冰的社会历史批评 ,成仿吾的不断“反省的批评”以及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 ,这些批评范型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格局 ,表征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立。     

“五四”文学批评背景与中国现代作家论的诞生

“五四”文学批评形成以胡适为代表的“客观”批评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主观”批评;这些批评在某些方面暴露了主客观分离的缺点;茅盾提出“印象”批评的美学观,这是“五四”文学批评新的评判支点;从批评本体论的调整到作家作品论的诞生,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登上新的台阶。     

作协派批评的困境与“自救”

笔者曾在题为《走向“三分天下”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把当下的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学院派批评、作协派批评和媒体派批评。认为这种多元化的互动互补格局,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和独立地位的形成,有助于文学批评向广度和深度的路径上发展。但同时也认为,这三种批评模式都存     

自发的批评——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注重直觉感悟,写得自然亲切,属于“自发的批评”之列。他结合中国传统感悟式文学批评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形成独具特色的印象一感悟批评观念;他的文学批评海阔天空,自由无羁,带有与人谈天说地闲话心情的特点,形成了“闲话风”般散漫的批评文体;他的文学批评语言灵动飘逸,常以多义性意象评论作品,达到曲尽其意的效果,形成“以诗解诗”的语体风格。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语言由于其在人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作为文学中的本体性要素,导致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变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重要激发机制和显现表征。语言变革促发了文学批评在批评对象、批评测度、批评话语方面的系列变化,而这一切又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具有“现代性”的真正质素。     

瑞恰兹与《文学批评原理》

瑞恰兹是20世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创立者之一。他的《文学批评原理》所提出的“交流理论”和“两种语言用法”等学说,对20世纪西方文论特别是新批评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作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的宝贵遗产,瑞恰兹的著作特别是《文学批评原理》对我国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意义的分析、解码与传释——论现代文学书评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

作为一种随着现代传媒和报刊而兴起的独立批评文体,现代文学书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品味“意味”,现代文学书评的价值追求则是分析“意义”。为了深入解码作品的意义,现代文学书评创造了融分析思维与“象思维”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对作品的整体意义进行诗意的描绘与周密的论证。整体而言,现代文学书评,在读者、作者和自我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一条表达意义的融通之道,对现代文学批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关于朱光潜“静穆”说的论争及其演变

关于朱光潜评陶潜“静穆”说的论争由 2 0世纪 30年代持续到 90年代 ,在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领域影响较大。鲁迅在“静穆”说提出之后即予以批评 ,认为陶潜决非完全超于政治和世俗的“田园诗人”、“山林诗人” ,他还向往激烈的反抗。建国后 ,朱光潜由美学上的唯心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反思 ,对鲁迅的批评虚怀接纳 ,引发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后对“静穆”说的看法学界趋于统一。 90年代 ,有人对鲁迅的意见及建国后对“静穆”说的一系列批评提出质疑。本文认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肯定“静穆”说 ,因为在民族危急、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年代推崇“静穆”会麻痹青年 ,瓦解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