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谈《大学语文》中诗词的“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的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中国儒家早就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外物无关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叶燮《原诗》)“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并将之物化为诗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论所说的“兴”。 “兴”的本义是“起”的意思。《说文》:“兴,起也。从舁同,”舁是共举,同是同力。“兴”字甲骨文作“(?)”,“象四只手抬一抬盘之形。”(《甲骨文简明辞典》)先秦始以“兴”论诗。孔子说“兴于诗”、“诗可以兴”,意思是《诗经》能感发人们的某种情意。孔子所谓“兴”,是兴本义“起”的引申,指“由……感发(某种情思)”之意;含“起发”、“感发”之义。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说“兴”是“起情”,即《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从此“兴”以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的涵义被许多诗论家认同,如唐代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代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中引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论陆游纪梦诗中的爱国诗作

古代诗人作诗之多,少有超过陆放翁者;古代诗人所作纪梦诗之多,亦少有超过陆放翁者。清人赵翼曾在他的《瓯北诗话》卷六里说:“即如纪梦诗,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其实,陆游的纪梦诗远远不止此数,光他全集题目中标明纪梦的诗就有一百二十余首,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指事造形 穷情写物——锺嵘《诗品》的“滋味”说

钟嵘论诗,提倡“滋味”说。他认为诗歌应当有“滋味”,“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歌最高的境界,“是诗之至也”。诗的“滋味”是什么?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试谈黄山谷的“以文为诗”

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一文中曾说“宋之有苏黄,犹唐之有李杜”;并指出黄山谷“畦径风格,尤为显易,最足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作为一代诗坛的领袖,黄山谷独树一帜的畦径风格、美学风范,尤为突出的表现在“以文为诗”这一特色上。 所谓“以文为诗”,就是以写散文的路数写诗,“以作散文之法作诗”。缪先生说: 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馀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论宋诗》)这里缪钺先生指出“以文为诗”即“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它体现在取材上,则是写“琐事微物”、“馀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     

试论诗书画的同一性及其他

诗书画历来号称姊妹艺术,一人而兼擅者被称为“三绝”。“三绝”兼擅,事非偶然,这是由于诗书画有它的共同特性。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书画异名而同体。”清人查慎行《高斯亿为余画竹以诗报之》诗中说:“画竹原从草书出,眼中孰是张芝笔,”宋人又认为诗画异体而同貌。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五十《韩干马》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张舜民《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

《诗经》自其结集成书以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毛、郑之学始,《诗》遂有所谓“正经”和“变风”、“变雅”之分。《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谱序》说:“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     

《隰有苌楚》试解

《诗经》桧风中《隰有苌楚》一诗,本来是一首男女对唱、热情洋溢的恋歌,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误解,说它是一首情调低沉的政治疾刺诗。《毛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主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汉郑玄从诗序而笺释序义,未表异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更引申《诗序》谓:“作《隰有苌楚》诗者,主疾恣也。桧国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极其情欲而不为君人之度,故思乐见无情欲者。”(《诗     

《诗经·东方之日》的主题

《齐风·东方之日》一诗凡二章,一章各五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有许多说法。毛序:“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仪也。”姚恒《诗经通论》:“此刺淫之诗。”陈子展《国风选译》:“《东方之日》也是所谓‘男女之词’,写男女关系的诗。”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诗经·木瓜》原始

《木瓜》是《诗经·卫风》的最后一篇,只有三章十二句,属于叠咏体,宇面意思非常好懂。其原始意义应是卫人赞美齐桓公,自从朱嘉的《诗集传》说:“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这种“疑”说逐渐被肯定。现在研究《诗经》者,公认为《木瓜》是言情诗,试看余冠英先生的解说和译诗: 《木瓜》,这是情人赠答的诗,作者似是男性。他说:她送我木瓜桃李,我用佩玉来报答,其实这点东西哪里就算报答呢,不过表示长久相爱的意思罢了。     

《郑风·褰裳》诗中“狂童”之所指

《郑风·褰裳》中“狂童”之所指,主要有郑厉公“突”与“淫女戏谑其所私者”两种说法。实际上,春秋时期还没有后世那种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以上两说都囿于后世的尊君思想而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当时国人参政议政,大胆地批评当政者甚至国君之事颇为常见。根据春秋史事,“狂童”应当为郑昭公忽,此诗虽然看似民间情歌,但却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男女私情之作。所谓的“淫诗”事实上往往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或引用以影射政治,又或托男女之辞以言君臣之事。《褰裳》诗正是国人利用郑国当地通俗的歌谣形式来讽喻当政者,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佳作。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