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李达法学思想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来,李达始终关注法律问题,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他的法学思想堪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具体而言,李达对妇女、劳动解放与立法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宪法的关注和思考贯穿着立足中国现实思考法律问题的理论旨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律现象,考察了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他的《法理学大纲》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理论尝试,它以法理学话语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法理学批判,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和核心论题.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异中之同——一种法哲学省察

学界关于法教义学或社科法学作为主流法学研究范式的论争并不充分,原因之一是法哲学视野的省察长期缺失。各部门法学几乎天然就是教义学式的,作为方法论的法教义学常常被誉为法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其实,法哲学可以看作法教义学自带的纠错系统或纠偏系统,前者总是站在更广阔的理论平台上检视后者的基本问题和前提问题,追问现代法律从形式到实质内涵的整体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法哲学的理解往往贯穿社科调研的整个过程,决定研究方法的选择、材料筛选的标准、数据处理的方式等,也决定研究者自我反思的深度及其理论推演的原点设定。从法哲学视角看,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在相异中不乏相同之处,用沃格林的话说,两者本质上都属于非智性阐释。     

历史哲学视角下环境法独立性之阐释

透过历史哲学的视角,可以对法律体系作原生部门法与次生部门法的"两分法"理解。原生部门法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次生部门法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法。在这一视角下,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属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基本问题域,其内在逻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界限。在此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次生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上具有完备性。作为次生部门法的环境法,其具有独立性的根据是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属于环境基本问题域。     

从方法论看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

抽象的法学理论在19世纪之前是由法学外的思考者们来推进发展的,法律家与专业外的法律思考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面对实在法,抽象法学理论的姿态有时是极为尴尬的.二战以后,法学家们有关"疑难案件"所引发的理论论争为抽象法学理论续造生命活力做出了贡献.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悄然兴起.尽管这个理论本身在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法律的道德评价之类的实质哲学问题)方面还存在着应用的局限性和具体方案上的缺陷,但它代表着一种在实在法之实践问题上寻求多知识进路、多学科方法之研究论证的努力方向.     

西方法哲学中的目的论初探

法哲学中的目的论源自哲学目的论,将之作为相对独立的目的理论予以研讨是一种探究目的论的有益方式。庞德对19世纪以前法律思想家就法律目的的认识轨迹作了有价值的归纳,只是似有将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处置之弊。而且仍有必要对19世纪以后西方法哲学的目的论进行研讨。把目的论引进西方法律,已经且继续可能带来弊与利的影响。西方法哲学目的论的研究为我国法学研究带来了研究方法、意义和思路等方面的诸多启示。     

走出法哲学基本理论困境的路径

当代法哲学面临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层面上的基本理论困境,即法的事实与价值、科学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理想语言现与日常语言现的对立,并因此而形成"三大"法学流派的对立.人类理性是以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用不同的法律语言形式把握和表达不同的法律对象世界,在法的不同层次上具有不同的指导原则、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所以,解决好法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法存在、法语言和法思维的关系问题,是走出法哲学理论困境的可能途径.     

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命题及其当代启示

法学方法论为法学理论的重要分支,研究内容较为丰富,涵盖法学的基本内容、成文法之构成、事实判断、法律适用与解释、法律漏洞与法律续造等基本问题。根据目的之所需,良好的方法是获得科学知识的基础,对于法学的知识梳理与脉络认知,离不开法学方法论。鉴于学界对法学研究之中居于关键地位的法学方法论仅有感性上的认识,并未深入法律实践尤其是部门法实践之中,有必要回归法学方法论的基本文本,研究卡尔·拉伦茨的名著《法学方法论》一书,概要梳理法学方法论的基本知识,为法学研究尤其是法教义学研究提供助益。     

论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

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是指以一定的法学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数学、统计学与计算机技术,以建立数学模型为主要手段,研究具有数量关系的法律现象.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是法学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趋势,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必须解决计量方法与实证分析之间的关系、计量方法在法学中可能的运用领域和主要常用方法等关键问题.     

论法哲学的双重属性

法哲学既属哲学范畴 ,有应用哲学属性 ,又属法学范畴 ,有理论法学属性 ,在学科本质上具有双重属性 ;法哲学双重属性的统一 ,体现了法哲学学科发展的特殊生长点和闪光点。     

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

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分别关联着部门法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以对部门法合法性问题的反思为起点，以对这种反思结果的系统化的思维加工为结局。     

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最初理论环节——对施特劳斯与鲍威尔关于基督教哲学基础的批判性分析

作为德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围绕基督教的哲学基础所展开的施特劳斯的"实体哲学"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在思辨哲学基地内所发生的哲学之争,其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各自以极端的形式把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历史地呈现出来,从而不仅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直接前提,而且对于马克思从宗教批判向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经济批判和哲学批判的过渡,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开辟全新的哲学境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实践法学思维的三个层面

从词源学与法学自身的发展史看,法学的实践性面向不容否认。导向于实践的法学思维可被称为实践法学思维,它可以分作三个层面。在哲学层面上,实践法学思维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实践哲学本身,它的内部又包含着两支传统。在法哲学层面上,这种思维主要探讨两个论题,即正当性与科学性,前者追问法律作为行动理由的正当性基础何在,后者则回答法学是否具有科学知识的属性。在法学方法论的层面上,实践法学思维通过不同方法来追求合理性与理性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因此,实践法学思维呈现一种三层面上的二维结构。     

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

在以往,由于所持的学科立场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法经济学关注的学者们并没有就其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研究范围上包括从反托拉斯法到法律和法学的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偏重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以麦乐怡为代表的非主流学派则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比较分析”,在研究范围上纳入更多意识形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经济、政治、社会判断方法的综合。主流学派凭借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非主流学派试图突破法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这一发展趋势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出超过“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困境的破解与超越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理论方式探讨政治理想与现实生活,这造成了追求正义的政治理想只是在思想世界中构建,而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理论困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足于"实践"之上,破解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难题,它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实现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价值诉求是"正义","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论证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根本差别,提出实质正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人共同体才能实现。从社会体制本身寻求实质正义的可行性道路,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以往政治哲学的超越。     

近年来和谐哲学研究综述

从国内来看,近年来和谐哲学的研究主流是围绕斗争哲学而展开的,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系统论和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可视为和谐哲学研究的两条支流。当今和谐哲学命题自身面临着生存危机;和谐哲学的儒化思想严重;和谐哲学理论体系亟待建立等诸多问题。未来的和谐哲学研究内容应扩大眼界,汲取百家之长;和谐哲学研究界域应控制在学术领域,避免将学术争辩上升到政治斗争;和谐哲学研究范围不应仅限于国内,还应扩展到国外。     

从言道方式看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以“器”、“惑”两范畴为例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走向“沉沦”的哲学精神——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精神面临挑战,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弘扬批判精神,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