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为贵”的传统文化视角看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

目前法学界有观点认为,＂和为贵＂其含义为通过忍让达成维持和谐人际关系的结果,这种理解过于偏颇。其实,传统的＂和为贵＂思想在指导农村纠纷解决方面更为强调纠纷处理的方法,即以求和的思想具体衡量农民对纠纷解决的特殊要求,恰到好处地处理纠纷,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研究──从“公”益、“共”益及“第三种利益”说开来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公益诉讼,是一种担当人诉讼,与通过普通诉讼进行的涉及公益的诉讼并非同一范畴。在涉及公益的三种利益形态中,唯有缺乏明确归属主体的第三种利益及特殊情况下的“共”益,才属于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因而,公益诉讼的适格当事人并非传统的实体利益人,而是维护公益的程序当事人。     

一篇特点鲜明的政治宣言书——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是一篇充满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亮点的政治宣言书。用16个字来概括：高屋建瓴、直面问题、心系人民、求是创新。     

从“济南惨案”的解决,看南京政府的性质

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就“济南惨案”问题,经过十一个月的谈判解决过程,来剖析南京政府的性质,可以看出,它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反动政权,贫穷积弱的旧中国,造就了软弱的南京政府;软弱的南京政府又奉行了一条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其根本原因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国政枢密，皆委中书”——《唐六典》描述中书门下体制的方式与态度

《唐六典》的重要编纂体例,是依托当时行用的职员令设置篇目,同时对官员职掌另作概括。在重新概括官员职能时,其借用《周礼》的记载方式,以“掌政令”为线索,建立中书令与诸多机构长官之间的统属关系,凸显了中书令的首脑身份。而这种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旧制度解释开元时期出现的新体制,如中书门下和使职机构,皆可使用中书令与相关机构长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予以描述。     

新出简帛文献与“书”类文献的历史书写

"书"类文献的编订与改编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观念。编订成篇的商周"书"类文献,给春秋战国以后的"语""史"等文献的创作提供了文化背景、叙事主题和论述材料。随着史学的繁荣,私人学术的兴起,档案文书会直接为编纂者利用以创造更多的文献体裁和种类,且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情形,编纂者会按照某一主题又据情势之不同而在人物和内容上进行相应的转换和改编,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新出简帛文献《系年》与《赵政书》等材料给这种转换和改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例。     

皇太极两征朝鲜的“盟誓神判”及降礼

降礼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从“活”、“精”入手加强音乐课的素质教育

本文结合音乐教学实际 ,集中阐述了从“活”、“精”入手 ,加强音乐课的素质教育的观点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时间副词“从来”和“一直”的对比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从来"与"一直"这两个时间副词,在语义特征、句式特点方面的区别。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探析

从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入手，着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提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新的政策建议：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实现我国农村的战略转型；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道路；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等。     

从“边缘”走向“中心”：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甲午战争前,报纸社会影响力的局限,造成了报人的“边缘”化。伴随近代报业的发展,报纸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同,报人逐渐向“中心”迈进。报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同业组织的创建及其维护报界权益的活动,可视为报人努力“中心”化的例证。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反映了近代报业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亦可感知报人的社会遭际。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从“订单教育”到“T”型模式：高职院校解决毕业生就业的根本出路

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教育这个行业来说,就业首先是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大学毕业生的目标诉求,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回报家庭、回报社会的根本途径。同时,就业也是学生家长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如此,毕业生就业同时也成了教育者的价值取向。教育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扩大招生规模,打破统招统分体制,学生自主择业等几项重大措施的实施,将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形成了高校之间的竞争态势。高校之间的竞争,表面看来是生源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毕业生就业率的竞争。因此,毕业生就业不仅是学生的心事,更是学校的…     

从“三论”看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猫论、摸论与闯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广为熟知的部分,它们看似通俗易懂,实则寓意深刻。猫论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摸论主要有这样几层涵义: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三是大胆试验,稳步探索。闯论在猫论和摸论的基础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三论蕴涵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