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缺席”与“缺席的在场”——论丁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符号化存在

丁玲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模糊的,被弱化、异化和欲化的。一类是他们的存在受女性形象遮蔽,他们身上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其主体在场而主体精神缺乏,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女性的回忆或日记去找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行动,成了"缺席的在场"者。这两类人物被批判和消解,成了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     

论“缺席”现象

缺席是现象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明确了缺席的概念,澄清了一些事物缺席的状况。我们意向存在的事物,我们在脑海中进行了想象,然后我们再意向这个想象的事物。对主体的感官缺席的事物有可能对主体的理智在场,对主体的理智缺席的事物有可能对主体的感官在场。     

追忆·等待·寻找:“缺席的在场”人物模式与功能

在时间和时空艺术世界中存在着"缺席的在场"人物,这样的人物往往隐藏在故事背后,不是"具体而形象"的,读者和观众必须通过在场人物的言说和作品背景才能感知其在场。"缺席的在场"人物通常是经过在场人物的追忆、等待、寻找,才能存留于艺术世界中。由于这些人物存在的模式不同,使得他们在具有类似的功能中又存在着差异。     

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的男性形象解读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世界,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缺席”状态,他们成为小说中展示女性命运的映衬之物。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的“不完全”父权家庭和“象征性”消失的夫权家庭中的男性形象,凸现出她对女性生存处境和历史命运的关注。     

英雄:母系氏族的觉醒--当代军旅小说女性形象解读

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英雄主义被不约而同地着以男性特征而固定下来,这是军旅小说长期以来的成就,亦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英雄是否有性别归属?这是文学的命题,亦是文化的命题.以性别文化的立场来睇窥深蕴于当代军旅小说"女性缺席"、"女性无主"表象问的文化本质,并从军旅小说中女性形象由沉默的他者到英雄主体的转变,探寻文学深层的人性的完美形式,是文学的一次文化救赎.     

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女神与女从——中国文学中女性伦理表现的两极性

在女性主义视阈下研究中国文学应注重其民族特色。儒家文化精神为主导的女性伦理,是中国女性历史上主体位置缺席的“元凶”。然而,儒家伦理之于女性又呈现二律背反现象。儒家伦理的妇德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儒家伦理中的孝道在中国“母性崇拜”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又将作为母亲的女性推到社会主体文化表述者位置。这形成中国女性处境不同于西方女子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女神”般的母亲形象与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从”形象两极化表现的缘由。它导致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地迟钝于西方女性。     

论《三侠五义》中的女侠形象的弱化

《三侠五义》是我国广受读者喜爱的近代侠义小说,其中塑造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英雄侠士,但在《三侠五义》这个以男性侠士形象为主导的武侠世界中,女性侠士形象的光辉被其他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经典男性形象所掩盖,女性侠士形象在男性主导的武侠世界中被弱化,而这些女性侠士形象的弱化有其深层原因。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问题。但与其他文学形态及其研究相比,备受冷落。关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其“在场性”,寻找存在的条件,分析遭遇冷落的原因。而其“在场性”刚刚得到认可,研究还没深入,论者就迫不及待地探讨其“终结”的原因,致使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无论“缺席”还是“在场”,都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处境尴尬。     

建构与颠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他者"女性形象解读

英国"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因处于社会的"他者"地位而受到关注。作者把独特而深刻的自我性别体味与确认、女性思考与现实感受、道德焦虑与生命热情贯注于作品当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建构男性主体力量的"他者"女性形象,另一类是颠覆男性主体的"他者"女性形象;前者是认同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后者则是颠覆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     

萨特论“缺席的上帝”及其可能的辩护

鉴于萨特在大量作品中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描述上帝,由此,他被视为对上帝持有一种"既缺席又在场"的矛盾性态度。然而,仅以"含糊性态度"来概括萨特关于上帝的立场有失妥当。宁可说,萨特持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无神论立场,即上帝的缺席构成其哲学理论的主旋律。一方面,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基本原则和主要基础的关于意识与自由的现象学本体论体系,为萨特"否定上帝存在"的坚定立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萨特构建一种以人为基础的道德哲学的全部努力完全排斥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这也为其无神论立场提供了一种辩护。     

存在的虚无——论川端康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川端康成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可能是受其崇尚女性美的影响,读者往往更多关注其塑造的女性形象,有意无意地忽视男性形象.当我们按照性别关系划分后来探析女性和男性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相互关系和作家塑造他们的意图时便会发现,川端康成小说中男性形象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女性形象的陪衬、配角抑或道具,更是表现女性美的重要手段；他们具有惆怅的心境、充溢的空虚和孤独,是川端康成虚无思想的具体体现.     

男性:女性心灵史中的行动元--对《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的男性形象分析

笔者把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纳入叙事语境分析发现,男性实际上是功能性质的符号,不再是作者创作的重心,而是帮助或阻碍女性完成其心灵史的"行动元";据格雷马斯人物二分法,从传统"角色"来看,男性处于显性缺席状态;而从"行动元"功能来看,男性又隐性出席在女性的深层意识里,间接参与了女性心灵史的书写。     

玫瑰的灰烬——从《荆棘鸟》中的玛丽·卡森看女性话语主体性的建构

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看，《荆棘鸟》中的玛丽·卡森的“妖魔”化的形象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她用毕生的精力坚定不移地解构了父权传统中给女性定义的“天使”形象，试图以此颠覆男性话语权，然而她这种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女性自身的特点，无视两性的差异，不过是以“他”者身份闯入男性主流领域，不但不利于女性话语主体性的建构，反而不自觉地充当男性话语权的实施者。继而不可避免地否认了女性作为主体存在的可能性，甚至巩固了以男性主流话语的单一性和排他性。     

略论近年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种“他塑”

我国新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他塑”所呈现出的艺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联系着社会深层文化精神的蜕变状况.新时期之初,张弦对存妮、周良蕙、傅玉洁、孟莲莲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创造,鲜明集中地显示出主体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主流文学中形成的妇女解放主题的回归与承继,映现出创作主体的一种拯救的精神姿态.这种精神姿态随着作家主体意识中文化观念的自觉与强化,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古华的《贞女》、陆文夫的《井》等小说对女性命运的描述之中.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冲突的加剧,作家主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感的冲突,使他们特别倾心于从代表着传统文化精神构成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获得文化心理的平衡,象路遥笔下的刘巧珍,贾平凹笔下的小月、小水,谭谈笔下的金兰等等,他们作为纯粹精神存在的象征,     

男性视阈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以1927-1930年的“革命+恋爱”小说为例

以1927-1930年“革命+恋爱”小说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为例,从男性视阈出发,对革命女性的女性气质呈现出的“去女性化”倾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革命女性在“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情爱主体性阙如,具有情感体验简单化的特征。这表明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文化对女性性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男性视阈的局限也成为当时“革命+恋爱”小说在叙述上出现矛盾和简单化书写的成因之一。     

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童年经验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物塑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常常以自己童年接触过的人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他们也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童年时期建构起来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念投射到小说人物的身上? 由于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他们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他们小说中的少儿形象多是孤独?空虚和迷茫的,且大都拥有浓厚的暴力情结;他们笔下的“右派”及“知青”则都拥有很多的缺点,平庸且世俗;他们小说中的很多“父亲”形象,也不再高大神圣,要么懦弱猥琐?要么残暴变态,和子女的关系都很紧张? 不过由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数众多,其童年经验世界也存在着种种差异,若想更加全面地把握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还应分析和考察“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世界中的地域?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     

性别叙事与林黛玉、简·爱形象之比较

艺术形象的审美效果与创作主体的视角切入、性别想象密切相关。外在于女性主体的审视者与内在于女性主体的体验者,都以自身的文化心理虚构女性形象,他们的描述和表达赋予形象的性格内涵和角色命运以强烈反差。林黛玉和简·爱在性别叙事的作用下,走向女性从男权社会出走的两极:皈依男性中心毁灭自我的现实和颠覆男性中心确立女性权威的虚构。     

男性的性别怨恨与城市女性想象——对“乡下人进城”男性叙事文本的一种考察

近年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关注多以民工和保姆题材为主来考察乡下人在城市所面临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男性的性别怨恨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乡村男性的性别怨恨,源自于城市女性凭借着城乡的文化差异对他们所实施的性别权力。虽然这种性别权力询唤了乡村男性的主体生成,但它依旧是传统秩序的表现。在社会转型期非但没有改变男性的主体性认知,还进一步强化了两性之间的性别对立,无益于性别秩序的改善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从两个数字看川滇地区民族的历史关系

四川、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丧葬习俗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有趣的共同现象:他们的丧葬仪礼中往往会出现“九”、“七”两个数字概念。这方面的事例不少: 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多行火葬,火化日期由“毕摩”择定。出丧时将死者置放于一个木制抬架上运往火化场地。抬架是用两根二米多长的木条做成两边的抬杠,并在其中部平行地捆以若干横木条而成。所用横木的数量有着严格的习惯规定,男性成年死者须用九根,女性死者只用七根,不得错乱。按习惯,在火化死者的过程中须有亲友在场守护,男性死者应有九位亲友在场,女性死者应有七人在场,不得随意增减。火化后要由“毕摩”为死者制做“灵牌”和“灵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