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的中共与美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战斗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此时,美国正有意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对中国事务倾向于观望立场,但希望中国统一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内部问题,美国虽有犹疑却也基本接受,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中共的上升趋势,而是认为国民党会是赢家,并判断国共冲突可以被控制,美国在远东的被动自此便已开始。中共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抗战大局下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争取有助于抗战的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中共对时局转变作出准确分析,赢得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打开了中共与美国高层联络的渠道,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之初就占得了主动的先机。     

中共对瓦尔德事件和美国兵营地产事件处理比较分析

中共对瓦尔德事件处理的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比较复杂 ,而且前后变化很大。对北京美国兵营地产事件的处理要简单、快捷得多。瓦尔德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 ,反映了中共对美政策的前后变化过程 ,因而处理过程比较复杂。北京美国兵营地产事件发生于中国对美政策完全确立之后 ,处理过程相对简单。这两个事件的处理 ,在中共对外关系中具有典型性 ,它标志着中国外交从此走向完全的独立自主。其中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反应

由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关系 ,苏联一直是中共内外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末期 ,由于苏联推行与美国共同支持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对华政策 ,中共期待苏联支持并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落空。在不可能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 ,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灵活反应 ,通过利用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 ,阻止了国民党独占东北的计划。 1946年春 ,在美苏冷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中共正确把握时代脉搏 ,科学决策 ,与国民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最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在解放战争前期,中共更注重美国而不是苏联在中国的作用.1948年春后,随着建国任务的到来,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生成了.由此出发,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心转向苏联.中共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整合国内政治力量,协调与大国的关系,最终宣布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以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外交活动

本文试图说明三个观点 :①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行真正外交的开端 ,中共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工作新局面 ,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并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中共在处理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时 ,采取了既尊重又自主的方式 ,既维护了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又维护了中国革命的利益 ;那种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或强调抗战后期与苏联关系的冷淡的观点 ,都是不准确的。③抗战后期 ,中共注重打开与美国的关系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并没有放弃与苏联亲密关系的意图。     

194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面对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逐步胜利,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中共胜利的原因在于它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这一时期他对中共的分析对他个人和美国现代中国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认识之所以比较深刻主要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在华的经验;但是还必须看到,他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共胜利的立足点和归宿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论朝鲜战争与中国统一进程的中断

在国际上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美国曾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应归还中国。中国的内战行将结束时 ,为了离间中苏关系 ,美国决定撒手台湾 ,任凭中共完成国家的统一。但是 ,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 ,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军事介入并干涉中国内政 ,中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 ,台湾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 ,也就成了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     

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1944年 5月至 1 945年 2月的国共谈判 ,是一次中共主导下的、以联合政府为主题的、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此次谈判的主要特点是 ,背景决定谈判的进程。背景的构成及其作用表现为四个方面 :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 ;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 ;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 ;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 ,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及其“延安叙事”

基于现有的一些文献考证,抗战期间至少有95名美国人曾到访延安,或在延安工作过。这些美国人之后撰写过不少与其延安经历有关的工作报告、新闻报道和回忆录等。通过对这些延安叙事的梳理分析,可见他们对中共及其治下的延安边区的整体看法,以及为何对中共和延安政权产生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抗战期间美国人在延安的活动不但在中(共)美关系史上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也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内容。这些到访过延安的美国人在离开延安之后,其人生和工作的遭遇各有不同,如有的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冲击和迫害,有的则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优待礼遇等。     

与子同袍：美军延安观察组的酝酿及中共与美国的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一批批美国观察家来到华北，对根据地展开深入考察。他们的报告向世人呈现了真实的中共与八路军，引发了美国公众与政府对敌后战场的关注。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扩大升级，美国政府对中共力量的关注不断增加。美军延安观察组便是在此种背景下派出的。观察组在敌后实施了广泛细致的考察，中共的作战效能、战略潜力，以及能为美军提供的战略协助，都超乎他们的预计。在中共鼎力支持下，双方展开了多方面军事合作。这段与子同袍的协作对今人理解战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思考中美关系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关系探析

抗战时期,中国国内政局波诡云谲,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也在分化整合。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关系经历从蜜月到交恶的演变。盛世才独占新疆的野心与中共力量在新疆的增长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之苏联在处理与盛世才关系中的不当,种种因素合力导致盛世才采取清共之举。双方关系的恶化对延安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中共与苏联的联系受到限制,来自新疆的援助断绝,中共也以此为契机认真思考与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的策略问题。     

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

中共关于解放台湾战役的最初想法比较简单,1949年夏天的计划是一年后攻占台湾,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在1949年冬季占领台湾;金门、登步岛作战失利后决定分两步走,先解决沿海诸岛问题,同时为攻台做准备,进攻时间推迟到1950年9-10月;1950年3-4月确定的计划是,金门战役推迟到8月开始,而攻打台湾则延至1951年夏.影响和改变中共决策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中共进攻台湾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对援助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取向.其中的基本条件是国共军力对比,而核心问题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中共欲观固政权,统一全国,只能与苏联结盟.中苏同盟建立后,苏联减缓了对中共军事援助的力度,而美国则逐步改变了对台政策,准备大力援蒋.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白宫宣布其新政策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是一个中共无法解开的死结.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对苏政策,是中共外交政策和战略、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无论是对我们了解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三国四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如何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关系,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还是对今天我们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此一问题的轮廓试作一粗线条的勾画,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探     

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抗战期间美国政府与中共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观察组派驻延安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频繁接触,就双方如何发展关系尤其是如何开展军事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中共方面还尽最大可能为观察组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观察组成员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真诚的友谊。这本应成为双方全面合作的开端。可是,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误判,美国政府对中共领导人表达的合作愿望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与积极回应,特别是赫尔利在调处国共矛盾时从偏袒国民党发展到公开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走向对立。     

论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的可能性及其未能实现的原因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的政治主张。由于中共力量的增强、民盟的支持、国内人民对和平的渴求,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改组施加的压力,在当时的中国的确出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集团反民主的本质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重心的变化,使"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失去了一次良机。     

论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的可能性及其未能实现的原因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的政治主张.由于中共力量的增强、民盟的支持、国内人民对和平的渴求,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改组施加的压力,在当时的中国的确出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集团反民主的本质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重心的变化,使"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失去了一次良机.     

中共对1943年新约的态度变化及原因探析

1943年1月中英、中美间签订平等新约,中共方面对这一事件做出积极响应。随着时局的变动,中共对新约的看法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历史的验证,中共深刻认识到英美并不甘心完全放弃在华特权;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极力攫取在华特权,使中共希望新约赋予中国人民的权利在抗战胜利之时得以实现的愿望落空。分析和研究中共对新约的看法及其以后的变化,是我们认识建国前中美关系发生转变的线索之一。     

张含英应邀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0年1月3日—6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香港美国研究会在香港大学联合举办了“19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校历史系教师张含英应邀与会,他为会议提交的论文题目是《马歇尔使华期间美国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该文就海峡两岸史学界关注的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马歇尔使华之初,中共真诚地欢迎马歇尔的调停,并决心为实现国内和平与统一而努力;国民党却由于尚未做好内战准备,需要美国的帮助,被迫接受调停.这种情况使调停一度有较大进展,美国的政策得到中共信任。以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