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思想和文风

一班固不是汉代最伟大的作家,却是最正统的作家。在汉代文章的作者之间,班固的思想是最正统的,文风也是最“醇正”的。他的《汉书》以及赋颂杂文,都可称为大汉文章的正统作品。要看汉代文章的正统特征,典型的作家不是贾谊、晁错,也不是司马相如、司马迁,而是班固。贾谊、晁错、司马相如、司马迁诸家之文,或“疏直激切”、或“虚词滥说”、或“纵横变化”,大抵都带有先秦诸子的余风,都带有过渡的时代性质。思想固然“不正”,文风也并“不醇”。而班固,生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百几十年之后,风气移人,已经形成一套正统思想,所为文章,也就很富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时代气息和特征。     

《史记》述评兼论司马迁的艺术手法

在《汉书·艺文志·六艺》中,著录“春秋家”,其中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是史部尚在图书分类中未蔚为大国而附于经部的唯一的一部史书。此外,有《司马迁赋》八篇著录于诗赋中,在《艺文类聚》中尚存有一篇《士不遇赋》,其余都已散佚。《汉书·司马迁传》中还有一篇感激顿挫的《报任安书》,抒情言志的书翰文。这些说明了司马迁亦文亦史,具有兼长。可是,如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来衡量,毕竟当以《史记》为司马迁的主要代表作。因为,记事记言,左右史各自有其成     

关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刘炳福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上,刊载了刘炳福同志“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文。文章对司马迁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非阶级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指出司马迁“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也是很对的。但是,在批判各种非阶级观点的同时,却有些把司马迁政治思想的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篇短文,不打算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只想就刘文所存在的问题方面,提出一些意见,请同志们批评。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

赋体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据《文心雕龙》,说宋玉“完成了赋这种形式;有的说所谓宋玉赋“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看来,弄清宋玉赋的真伪成了确定赋体形成时间的关键。对此问题,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揣固陋,也欲献芹。宋玉完成赋体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司马迁评宋玉的话:“好辞而以赋见称”。既然司马迁早已认宋玉为赋家了,赋体形成的时间还能晚于宋玉生时吗?笔者认为,引用这一评语时,必须区分其中“辞”、“赋”两概念内涵,“辞”指文辞,言辞,藻绘也;“赋”系“辞     

赋体清源(下)

<正> 汉赋正名汉世赋篇,同一文本而名称异题异体者甚多,若赋而又曰辞、“七”、论、箴、铭、连珠等,不一而足。不少赋家自己就题、序名岐。从当世的司马迁、刘向父子、班固到后代萧统、刘勰及各种类书所引、选本分类、文论所述,同篇异题异体者实多。当今仍有溯其源而分属辞与赋,依篇幅而区大小赋,按题材而划“体物”“言志”,视体调而标“赋之文”与“文之赋”等等。凡此俱就所见立名,固无需一律。汉初是“一代文学”尚处胎变不定型中,名自难定;武宣而后,则作为“大汉文章”已叹为观止,遂洋溢他体,既有异名同笔,即有一文多名。此本不足异。至于今近,除立论着眼不同,亦与对赋旨赋源的异见相关,其     

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比较试论

<正>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代文坛上两颗最辉煌的明星。最早班因就说过,汉之得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鲁迅也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所以,“西汉文章两司马”已成了一句俗谚。但是,历代以来,对“两司马”的评价又有很大的差别。自杨雄起,就指责司马相如“文丽用寡”,“劝百讽一”,后来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至“五四”时期,陈独秀率先给以“贵族之古典文之始作俑者”的头衔,于是解放后的研究者纷纷以庙堂文学的代表作家目之。新时期以来虽然对他重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同时也作了有分寸的保留。对司马迁,历代虽也不乏批评意见,如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好奇多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等,一般多是从内容意义上着眼。而在文学价值上,总是把他放在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比之为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等。“两司马”何以会在文学史上获得相近的地位而又表现出巨大的差距呢?     

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

公元前一四五至八七年,正值西汉帝国景、武时代——包括了景帝后期的五个年头并武帝的全期,这是充满着风暴的一个时代;而我们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曾?凌风暴,放大可燃度,从其约六十年寿的开头走到尽头,喷射了火焰的一生,为祖国文化遗产,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留下的这份遗产是厚重的、丰富的,而永远是属於人民的。我们应该豁出力量来研究它、接受它,使它真正能为人民大众所占有、所享受。“必须保存那些美好的束西,拿它来做模范,从它再出发”,是革命导师列宁为过去的遗产所指示的正确路线。当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的今日,我们觉得更有必要对这富有文才史学的杰出作家及其作品,试     

魏晋南北朝文论术语解析

一、“文章不朽”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不朽”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段话把文章的价值提到很高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曹丕强调的是“文章”之不朽，据他的有关论述，“文章”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著作，如周代的《易》、《礼》和同时代作家徐干的《中论》。徐干“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与吴质书》）“成一家之言”的什伦》使徐干留名于后世，而不是他写得不错而且大受曹丕赞赏的《玄猿》、《桔赋》一类辞赋。在曹丕看来，称得上“不朽”的只…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问题

在现存陶渊明的诗文中,《闲情赋》是一篇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复杂的作品,引起后人颇多的争议。主编《文选》的萧统认为它蹈袭了汉赋“劝百讽一”、“卒无讽谏”的窠臼,视为陶集中的“白璧微瑕”。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甚至将它归于“丽以淫”的“词人之赋”,说它“轻薄淫亵,最误子弟”,是一篇包含“邪心”的“情赋”。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起来发难的是苏武,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     

论陈华淑的散文创作

新加坡知名女作家陈华淑以创作散文见长。她的散文创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偏重于表现生活感受的叙事性散文，一类是记录游踪的记游性散文。这两类散文在海外华文文学界，常为许多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所青睐。可是在强手如林的文坛，陈女士的散文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激赏与赞许。新加坡作家尤今曾在《下笔慎重的陈华淑》一文中描述了她读陈女士散文的感受：“每每读完全一篇，我便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另一篇的出现。”这说明陈女士的散文以其独特的风韵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散文是一种长于抒写性质的文体，所录人文者，乃是作者的真性情的生命…     

文变染乎世情——谈魏晋南北朝赋风的转变

<正> 东汉后期,汉大赋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消失,抒情小赋随之发展起来。张衡是汉大赋与抒情小赋交替的人物,赵壹、蔡邕、祢衡则是东汉后期著名的抒情小赋作家。但此时赋坛甚为寂寞。魏晋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赋风发生急剧变化,赋声大作,作者辈出,作品繁多,其声势已超过汉大赋鼎盛的武、宣时期。这是我国赋史上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在短短的20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魏作家40多人,赋作250多篇;晋作家110多人,赋作700多篇。但东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赋又步入衰微。统观魏晋南北朝赋,与汉大赋相较,有如下明显特点: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司马迁对阴阳家思想的取舍

邹衍是先秦阴阳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以思孟学派的思想为基点,并吸收道家思想的成份,形成了一套从自然界到社会发展的思想体系,他是“是我国第一位历史哲学家”。这位历史哲学家对司马迁的影响不可低估.以往的研究者为了突出司马迁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涉及司马迁所受阴阳家神秘主义思想影响时,不是语焉不祥,回避要害,就是简单地论断为司马迁不可能受到这些影响。有的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归田赋》"仓庚哀鸣"解

东汉张衡《归田赋》云 :……於是仲春令月 ,时和气清。原隰郁茂 ,百草滋荣。王雎鼓翼 ,仓庚哀鸣 ;交颈颉颃 ,关关嘤嘤。於焉逍遥 ,聊以娱情。……张震泽先生说 :“此赋是短小明畅的小赋 ,一洗过去繁重凝滞的大赋旧规 ,开辟了抒情小赋的新境界 ,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为此各古代文学史专著、古代文学作品选本也大都引用。关于此赋的主旨 ,《文选》李善注云 :“《归田赋》者 ,张衡仕不得志 ,欲归於田 ,因作此赋。”上引一段 ,作者用清新的语言 ,描写了春日的自然美景 ,抒发出自己归田后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