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讽刺小说的文体建构和叙述模式

明清讽刺小说可分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类型，他们表达的核心意义则具趋同性即讽刺主题意义的表达。它们都秉承“史传”与“诗骚”的叙事格式，通过文体的互变、互渗，各自展现小说的叙述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清讽刺小说要比明清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所呈现的文体形式更丰腴、更多彩，所涵盖的讽刺形式甚至横跨了神魔、世情类小说，因为明清讽刺小说把神魔、世情类小说固有的叙事方式熔铸到小说的讽刺体裁之中，这使得明清讽刺小说真正有了“文备众体”创作畛域。     

“真实“的分析:以“新写实小说“和“先锋小说“为例

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和“先锋小说”,无论在文学表现形态即表现、叙事语言、叙事策略等方面,还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上所进行的深层次审美探索,都是对传统真实性理论的革命性冲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审美姿态已不是唯一的选择,以小说叙事方法、叙事策略的变化为潮流的文体革命率先把人们的阅读带入新的视野。对“真实”这一文艺理论中富于思辩性命题进行重新考察,有助于理清创作主体、真实性、小说叙事的基本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

明代神魔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明朝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市民阶层的扩大和个性思潮张扬给明代神魔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明代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作,在整体上达到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魔小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酝酿期、繁荣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     

论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抒写

废名是前期“京派小说”的中坚作家,其乡土小说被称为“田园牧歌”和“乡土抒情诗”,这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叙事风貌有关。在小说叙事上,废名开了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和“诗化”的先河,而其田园归隐情结这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也具有“先行性”。这就是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叙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由器而“道”——论古代小说中照妖镜的演化

儒道两家对妖异来源的不同认知和处理方式,决定了照妖镜叙事中的常镜与神镜之别;在阴阳生克、君臣伦理的秩序中,照妖镜能量和功用被放大,由器而"道",成为象征道教秩序的乾元宝镜。照妖镜经历了由工具崇拜、镜像巫术,到道士捉妖等宗教层面的演化,又因小说的影响而成为精神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具象体现。它在神魔小说中的夸诞变形有文化认识的价值。道家以镜为喻的认识论是照妖镜演变的合理性依据。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论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

重点关注了《王白的长城》、《湖光山色》等几部“长城反思小说”与“长城乡土小说”,通过叙事形态变化和社会价值变化两个层面,论述了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变化.在叙事形态上近年来有关长城的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引人关注;而在社会价值方面长城小说呼唤“生态意识”、“家园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古长城开发与保护的深思.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清宗教文化与神魔小说的思想内容

魏晋六朝朴素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和变文、话本等市井文学共同孕育了明清神魔小说,形成了由文言志怪小说至白话神魔小说的演变体系。从题材来源看,神魔小说更多的是取自神话、宗教民间传说以及宗教化了的历史传说,产生了《西游记》、《封神演义》、《西洋记》等一大批作品,因而它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可以说,神魔小说是明清两代在“三教同源”、“三教圆融”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传说为题材,以宗教幻想     

“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呈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特定的历史观念成为规约小说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这是一部“创世”史诗。在小说中,开天辟地的土改运动打破了古老乡村那种非历史的自然和空白状态,千年循环的时间轨道发生了“断裂”,由此更生出真正的历史起点和一个崭新的世界。丁玲以文学的形式对新的历史行为进行跟踪,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想象和建构着历史。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留都南京对明代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的开端意义

明代后期留都南京特殊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为神魔小说经典作品《西游记》、《西洋记》等提供了编撰和刊刻机遇。具体而言,留都上层文化名流对通俗小说题材、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高要求及崇信神仙灵怪的文化心理是神魔小说刊刻的市场基础;科举失意的雇用文人是优秀神魔小说的创作主体;三教合一思想盛行是神魔小说集中产生的思想背景。南京书坊主结合南京文化优势在全国首次刊刻多部神魔小说,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各地书坊创作和刊刻神魔小说的热潮。因此,从文学渊源论,留都南京在明代神魔小说创作、传播以及流派形成史上具有开端意义。     

西方意识流小说“前景化”分析

探讨意识流和意识流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并重点以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研究对象,分析意识流小说的文学前景化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化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形式、叙事艺术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