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社会秩序的建构取向与顶层设计方略

社会秩序的建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取向:"扩展"与"组织"。由此而形成的"扩展秩序"和"组织秩序"各有所长,在人类历史中互有消长。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不断加快,社会作为一个复杂大系统在整体上所要求的秩序类型明确指向了"扩展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秩序的"扩展"有着需要我们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顶层设计"方略而言,有着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现代伦理精神与法律文化

伦理精神是法律文化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一个没有伦理精神的法制和法治是不可持续的。但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当伦理精神尚不充分而又不得不保持社会秩序时,法律文化建设就必须先行于伦理精神的建构。此种现象可称为"返身求助"或"倒逼"。然而法治先行会使人产生错觉——法律至上主义或泛法治主义。片面、片段思维乃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最危险的因素。"长治久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期盼,而且也是社会历史"是其所是"的东西。时间性和空间性是人们寻找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之秩序基础时所必须坚持的哲学维度。从社会历史"是其所是"的逻辑着眼,将伦理精神视为体和源,法律文化视为用和流,这不是一种意见和直觉,而是事情本身。要把这种事情本身发掘出来,澄明于世,必须做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     

法美学意蕴与西部社会的法治

法的美学意蕴表明法是一种蕴含真善美并旨在构建秩序与和谐的社会治理艺术。仪式是表达法美学的主要载体,西部社会的仪式资源丰富,对仪式的遵行有助于培养民众的法律信仰情怀。西部地区具有社会治理重"情"、治理资源残缺等特点,而这些恰恰契合法美学的固有规律,因为"情"是法之真善美的基础,而人性的弱点决定了法之美包含残缺美,因此它们可以作为蕴含法之美的社会治理资源。     

现代社会的批判与重建——社会学的诞生与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缘起

社会学是传统社会发生断裂或所谓"现代性"的产儿,这一知识体系的出现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这决定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重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一开始,这一重建工作就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获得了推进,而第一代社会学家还从不同的学术路径出发,就社会建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既影响到西方社会建设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西方社会学以保守和改良性质.     

解读经济市场化的三个维度——兼论中国市场秩序完善的内在机理与基本思路

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经进入强化市场竞争秩序为主的新阶段。学术研究迫切需要突破经济市场化的逻辑理路与内在机理等重大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作为"规则集"的制度与作为"事物存在的一种可识别的可欲状态"的秩序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分析概念,秩序分析方法涵盖制度分析;其次,需要明确经济市场化有其三个秩序维度——经济秩序、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其本质上是三种秩序相互依赖、整体互动、协同演进的历史动态过程。单从经济秩序维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带有明显梯度、层次推进特征;而深层原因则是法律与社会两种秩序发育的明显滞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体系中深层矛盾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竞争加剧,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很可能出现各种秩序协同演变的局面。因此,从经济市场化三个秩序维度整体推进改革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市场体系完善的原则性思路和建议,意义重大。     

“文本的诠释”与“观念的呈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

社会秩序、特别是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秩序逻辑,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不过,无论是直接陈述思想观念的经典文本,还是展现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民间文本,都没有将秩序作为明确的呈现对象,而是将对秩序的诉求、规划和实践隐含在各种论题和行动之中。秩序作为一种未曾言明的终极关怀,需要研究者立足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规则,理解和诠释文本的意涵,由此合乎逻辑地推理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或行动意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思想要素合理地措置在一个因果序列之中,从而呈现出各种要素是如何共同指向秩序的。因此,以秩序为理论关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通过文本的理解和诠释,才能从整体上呈现关于秩序的思想观念。     

边缘社会发展的结构困境

西欧资本主义"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殖民主义摧残,使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人民丧失了自身独立发展的机会,西方的扩张阻碍以至扭曲了第三世界边缘地区的社会进化过程.边缘地区各社会在殖民主义进程中不仅丧失了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手工业基础,还被迫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出传统与现代化"二元主义"和"社会发展断层"等典型问题.经济单一化和贫困化与社会功能紊乱就像一颗毒瘤,长期折磨着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在新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下进一步恶化了.     

从法与利益的角度驳"调整论"之"调整"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指出:"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①因为法律的功能不仅及于整个社会,而且还由社会及于自然.对此,庞德亦认为,法律不仅是"社会工程"的工具,而且也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是维护社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一种高度的专门形式.法律通过调和社会各种利益的冲突,进而保证社会利益得以实现.②法律通过设定权利与义务的行为模式来规制人们的行为,这其实是对人们追逐利益行为的控制或支持.我们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即指:法律是利益调节手段,其对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利益分配予以协调和安排.所谓利益,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产生并展现出来的,通过实践活动而满足主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客观因素.利益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按照规则的生活和交往,可以节约社会成缮本,有利于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法中所蕴涵的社会公共权力能够及时清理利益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障碍,使立法者所期待的利益得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利益与法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利益关系类型的根本转型决定了法的历史类型更替.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