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路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把"双刃剑",既可能引发破坏社会秩序的集体行动,也可能成为网民和政府沟通的桥梁。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不应带有贬义,笔者客观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说明其宏观意义上的本质是社会监督形式,微观意义上则是公民表达权的形式。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参与主体、关注事件、参与方式、产生影响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所以,网络群体性事件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途径加以疏导。在此重点探讨疏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路径。     

群体性事件的法学考察

维护秩序是法律的使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对秩序的一种损害,标志着社会运行的某一局部出现了问题。这一前设决定了群体性事件必然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法律无疑是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处置群体性事件是需要社会各部门相互配合、综合治理的一项社会工程。彻底解决群锋性事件不仅要使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发展，而且要强化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法理念，要运用法律手段处置群体性事件。     

认真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公法学视野中,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又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和突破121。在公法学视野下寻求善治之策主要包括：科学权力观是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基础,公共决策民主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制度保障,信息公开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之策,创新基层经常性社会管理是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社会预警机制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必建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有效举措,培育和谐法治文化是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基础工程。此外,成功解决群体性事件痼疾还涉及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问题。     

积极治理群体性事件——基于法治视角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固有的风险和矛盾,群体性事件将在今后在一段时间内呈多发和频发之势.法治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而实践中的主导思维和很多做法却偏离于法治之外.为此应加强相关法律机制的建立,尽快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保障和完善群众利益诉求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

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不畅,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是多数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研究群众利益诉求的内容、特点,逐步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机制,是促进公民参与、缓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稳定的重要途径之一。     

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分析及处理原则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农村现阶段利益冲突、矛盾激化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并且与农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辨证地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功能,是正确处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条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在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总原则的前提下,还应当遵循积极预防、及时化解矛盾,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依法处理,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等原则。     

涉农群体性事件防控的法治路径探析

目前,对于涉农群体性事件的多数研究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层面进行的,而从法治角度进行全面分析的较少.以法治为视角,可以诠释涉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及防治对策.法律缺失和不完善,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法律知识的不足,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司法救济渠道不畅是涉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法治原因.化解涉农性事件的法治路径应从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制定和完善涉农法律法规、畅通司法救济途径、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入手.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趋势及防控对策

目前,我国各类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可以预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较长历史时期,各种新旧社会矛盾将不断出现,甚至呈现日益加剧的态势,这就必然导致我国频繁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新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因此,我们必须做到未雨绸缪,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等手段,主动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

网络中活跃着大量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网中人",以这些"网中人"为主角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经常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网络和现实世界会同时造成极大危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置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遵循系统性和平战结合等原则,加强对ISP、ICP、IDC等工作对象的掌控,采用阳光备案和分级管理等模式,并进一步通过提高技术、加强管理、制订法律和有意识地进行网络文化引导等手段加强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置,确保网络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与非暴力表达之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思考

当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表明我国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已进入高危时期，现在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够应对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必须设置相关的法律程序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才能满足日趋多元和开放的利益诉求。因此，厘清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阐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常态性，进而界定非暴力表达方式的合法性，便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更为有效和现实的一种选择。     

司法的闲置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没有经历一个司法控制的过程，是当前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司法闲置现象的产生，既在于法院难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而功利地拒绝受理复杂的群体性纠纷，也在于群体行动者对司法公正失去信任而理性地选择放弃司法。消解司法闲置、阻止一般纠纷向群体性事件发展，需要支持司法的自主性运作、完善群体性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强化司法终结纠纷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与应急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小事件演化成大危机"是目前我国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的共同特征,这一现象在表明群体性事件具有特定的发展演化机理的同时,也反映了政府部门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在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揭示出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特征,并构建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群体性事件应急能力和提升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水平提供依据和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研究之瓶颈分析

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不明确,呈现自发性、散乱性、碎片化特征,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多而杂;群体性事件研究条块分割严重、理论研究成果相对分离,研究平台的缺失造成研究合力不足,研究学科混乱;群体性事件研究体系不全,缺乏中式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成果大而浅,欠缺实践指导意义。群体性事件研究对象的多重身份,使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多样,且无可避免;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转移,使转换应变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式趋难;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增强,使选择群体性事件研究着力点更难。明确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基本原则,形成理论共识;构建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式理论范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体性事件理论研究话语体系;明晰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从法治视角看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方面。而法治因素则是诸多成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法治的社会基础薄弱。     

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公安机关认真研究和准确掌握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特点、规律以及对策,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正确区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种类是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根据目前对发生在吉林省群体性事件的调查统计分析,我们可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突发事件。1．群体性事件 凡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的,为了谋求部分人或集体的权益…     

从发生学与类型学的视角考察群体性事件

综观大多数因政府政策或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群众利益受损而得不到及时、合理、合法的补偿是群体性事件触发的原始动因;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这些群体性事件各具特性,类型不一。因此,如何避免因政策问题和行政行为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是政府自身从源头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同时,如何治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考量着政府的智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