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分化视野下人大利益表达功能的强化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起点.利益表达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功能.利益分化的加剧,要求完善人大选举制度,实行代表专职化,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健全立法制度,缩减人大代表数量,以强化人大利益表达功能.     

授权与监督: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民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完善人民与它的代表机关之间的制度性关系;二是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组织结构问题,即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才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以人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履行职责;三是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按照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的性质和监督有效、行政高效、司法公正的要求,完善和创新它与“一府两院”的制度性关系。本文就此论证了完善我国选举制、优化人大组织结构和激活监督机制的策略和途径。     

关于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思考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渠道的不畅通、缺乏组织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民意表达制度，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引入协商式民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把农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人大代表的提建议职责研究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背景下,人大代表被赋予了更大的期望。从制度安排上看,提建议是人大代表最踏实、最有针对性、最靠近老百姓的一种履职方式;从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实践上看,人大代表履行提建议的职责,反映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人大代表提建议,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连接人民群众与政府部门的桥梁。     

关系网络表达：农民利益表达的日常形态及运行逻辑

关系网络是农民利益表达的重要资本。因熟人社会的内在逻辑、互惠逻辑、人情面子逻辑以及制度供给滞后的影响,转型期中国农民不断地以关系网络表达的日常利益表达形态以维护、实现与增进自己的利益。     

论宪法性法律规定的利益表达渠道的阻滞与畅通

从法学角度来看,利益表达渠道的具体法律制度设置是由宪法性法律规定还是由其他法律规定为标准,大体可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分为四种：宪法性法律明确规定的利益表达渠道,由行政法体系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诉讼渠道以及媒体渠道。其中,由宪法性法律明确规定的利益表达渠道是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种,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渠道,基层群众自治渠道,游行、集会、示威渠道以及立法听证渠道。针对不同渠道的阻滞现象做具体法律制度的改良或重构,才能畅通宪法性法律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     

中国大学生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学生代议制民主实践进路探微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不断地注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在它的完善过程中离不开对年轻而又高素质的代表的培养.大学生代议制民主不仅仅是大学生群体利益表达与维护的重要手段,更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宪政民主实践.本文通过大学生人大代表选举程序完善以及代表职能的履行的探讨,分析了大学生代议制民主的意义,并从实践操作和理念界定两个层面对人大代表的地位和涵义作出了新的诠释以回应中国人大制度完善和"人大代表专职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要求.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利益平衡视野下自然保护区农民利益保护研究

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限制与禁止开发类区域,承载着环境公共利益。由于现行立法缺乏对保护区内农民的正当利益保护加以充分考量,从而引发农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与管理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依据利益补偿理论,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对农民合法利益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更新自然保护区的立法理念,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生态补偿机制,以实现生态公共利益与保护区农民私人利益的平衡。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水平的提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提升“人大民主”水平,一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二是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三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保证人大代表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受人民监督。     

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制度和会期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人口等国情的巨大变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制度和会期制度已显现出与现实国情以及人民民主本质的不和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适应不断变化的中国国情,与时俱进,彰显民主,才能永葆生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旦采用了全国卫星视频电话会议模式,大幅增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增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次数,增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天数的改革与创新就成为现实。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农民负担与利益集团

中国农村中代表乡镇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团力量过于强大,众多农民在高度组织起来的行政机构面前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又缺乏各种经济、政治资源和平等参与决策的机会,致使农民负担加重。本文通过对农民负担问题中利益集团作用的分析,提出使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化,以形成国家—集体—农民之间互相制衡和协商的新制度安排。     

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以农民主体性文化视角论社会和谐的构建范式

利益表达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互动方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成熟度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包括广大农民的利益需要,唯有将其在体制内加以包容才可能实现农村的动态稳定。从结构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系统的转型,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这一利益群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藏”方略的实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依法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述,权力的运用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依法治藏"方略的提出凸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构建西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农民负担与利益集团

中国农村中代表乡镇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团力量过于强大,众多农民在高度组织起来的行政机构面前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又缺乏各种经济、政治资源和平等参与决策的机会,致使农民负担加重.本文通过对农民负担问题中利益集团作用的分析,提出使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化,以形成国家--集体--农民之间互相制衡和协商的新制度安排.     

启动、定向、设计、完善：领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

领袖在制度成长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由于领袖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行使的政治权力、所承担的政治职责与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其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定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价值、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文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机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期,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逻辑充分展开的过程中,领袖仍将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的重要力量,但领袖必须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的机制与空间内展示其雄才大略、原创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集团诉讼中的利益冲突与被代表人利益保护机制研究

集团诉讼中的代表原告与被代表人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利益冲突.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旨在通过确保代表人与被代表人利益的一致性来实现对被代表人利益的保护,建立了集团资格认证制度、选择退出机制、集团拆分制度、介入诉讼制度、责任与救济的分立制度等协调机制.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则立足于被代表人对诉讼代表人的控制而建立相应的被代表人利益保护机制,但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应当在立法上予以修改和完善.     

论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是我国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由于当前我国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农民在利益表达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时期,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成为必须。要改革完善原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