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分析方法与历史解释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对传统思想史研究中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在前人思想基础上对"历史语境论"展开研究。他采用历史的方法,对文本产生的具体语境进行复原,视具体的、变化着的"概念"为其研究对象,从语言行动视角对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进行考察,从而达到对文本意涵及作者意图的正确解读。此外,斯金纳用"历史语境论"方法修正了"国家"和"自由"的概念史,作为一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它为政治思想史甚至哲学史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

作为解释模式的历史语境理论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材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提示出理解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因而成为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对语境问题的理解则展现出不同的预设方案和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选择.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昆廷·斯金纳开创性地运用了“跨文本的语境论”研究范式,拉卡普拉则提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六种基本语境问题.这些语境化历史的理论与尝试既有待于史学实践的检验,也有待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洞察其间所包含的有利于我们构建自身历史语境理论的思想元素.     

昆廷·斯金纳的自由主义

英国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是在柯林武德"问题逻辑"和拉斯莱特"社会背景主义"基础上,综合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而形成的"置身其境主义"方法。斯金纳用这种方法还原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诸多重大时刻的社会思潮格局,指出经典文本的形成具有偶然性,不应将其奉为现世生活的圭臬。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思想的素材,帮助人们恢复思想的多元。     

论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分析方法

斯金纳在对政治思想进行语境分析的基础上,把修辞分析方法引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实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学转向”.斯金纳的修辞分析方法对政治思想进行修辞性解读,把政治思想看作是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语境中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采用修辞策略进行政治论辩的产物,从而展现了对政治思想进行多种认识、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     

从哲学中拯救历史——论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

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来自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方法的继承,具体地说是受到柯林武德、彼得·拉斯莱特、波考克和邓恩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哲学研究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法以及英国传统历史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存在问题的批判。历史语境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和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历史语境主义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方法自身存在缺乏超越性的问题以及方法导致的看不到政治思想连续性的问题。     

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刘泽华先生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批判理论,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以"王权"和"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以"权力支配社会"为核心命题,以"在矛盾中陈述"的"阴阳组合命题研究法"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和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王权既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其组织和运作社会资源的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的王权主义是君主专制合法性论证的来源和依据。     

方法论之争：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革命”

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流行着的各种流派，都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出现在历史中的伟大心灵及其智慧。然而如何实现“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之间的精确结合，还原思想史本来应该呈现的样貌，是每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为正确的理解思想史，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在1969年写作《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在方法论层面展开了对于其他各派的“征讨”，这一篇“战斗檄文”引发了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斯金纳革命”。理解这一文本是掌握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核心争论的关键，从而为我们正确地研究思想史“迷途指津”。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

剑桥共和主义思想史学派的重要代表昆廷·斯金纳的研究,为人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尤其是西方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视角.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理论上体现了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相互性、积极行动等基本原则.斯金纳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有学术与实践之双重启迪意义.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胡适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其主要贡献表现为:在西方哲学介绍方面,大力传播美国哲学———实验主义,在北大首开西方哲学史课程,系统评介西方当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成为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研究,亦有其独到的处理;他发表的大量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英文演讲和论文,曾对英文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语境主义：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初探

斯金纳运用语言行动的视角来解读文本和理解政治,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实现了从思想应用于政治到思考思想作为政治的一种内容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场革命。     

方克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方先生在组织、领导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不仅为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而且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方先生所说的"同情地了解",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发自生命根处的依赖感、根源感和认同感,而且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说的"客观地评价",要求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价值)、现实意义(价值)以及前瞻意义(价值)给以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所说的"批判地超越",一方面的工作为"批判",即指出研究对象在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的工作是"超越",即在"批判"的基础上按照"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原则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三句话,虽然是针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而提出的,由于方先生将其贯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     

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波考克对共和主义语言的论说

波考克把政治思想视为"政治论说",探索政治语言在多种语境下的运用,同时,他对政治语言的历史研究本身蕴含着理论目标,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把库恩的"范式"用作语言分析的基本架构。波考克通过引入语言分析的方法论,来厘清"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混淆,并对"政治语言"和"语言政治"作了定义。他的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是视言述为行动和确立范式。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考察了共和主义语言,表明其政治思想方法对于政治思想传统的建构意义。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先秦儒家的古代管理思想综论

本文在强调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从“中国历史语境”解读古代管理思想的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借助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探讨了先秦儒家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思想出发点、治国模式、社会组织化方式、社会组织根本大法、“合法——合理”性依据。     

“新经济思想史”刍议

目前的国外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缺乏现代哲学视野,遗漏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具有现代价值的重要思想;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偏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忽略了导致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或错误地对其进行评价;经济思想史内容的选择轻视实际问题导向,削弱了对解决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价值。针对这些重大缺陷,新经济思想史研究试图作出如下主要贡献: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恢复并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研究传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研究内容,提出马克思经济学也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而非只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课题,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普列汉诺夫与哲学史方法论

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史大师,普列汉诺夫对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一个最引入注目的特点是熟练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运用于哲学史。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至今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给人以启迪。 (一) 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十分强调坚持和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他反复强调,必须用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史去说明哲学史,而不是相反。 他在《唯物主义论丛》一书中写道:“从我本人荣幸地置身的那个学派的立场看来,‘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瞄中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如果愿意从这个立场去研究观念的历史,就必须下一番工夫去说明一个时代的观念是怎样以及以何种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影响研究"的方法论规定

作为"比较研究"的"影响研究"诞生于"轴心时代"结束之后的"跨文化历史语境",这个语境对"影响研究"具有方法论的话语规定性.因此,摆脱"轴心话语",将"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之中,不仅是提升国内"比较研究"方法论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领会19世纪以后中国文化深陷其中的世界经验的主要路径.当我们把"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影响"是一种经典的阐释学现象.阐释学、知识考古学乃是"影响研究"的根本方法.     

历史政治理论序论

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包括政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地方性,虽有所认识,但并不系统和深入,其原因在于缺少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从包括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到民主等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等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均是特定国家和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却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传播且影响深远。社会科学是主要国家发展阶段的产物,已经走进世界中心地带的中国,自然要为国际社会科学贡献知识产品。作为中国政治学专有研究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一方面为鉴别政治理论的历史性提供了方法论,另一方面为“发现”中国史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学原理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