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傩仪式的空间特性与傩艺人人神角色的偏移——傩艺人身份的艺术人类学探究

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感知维度上来看,与时间对跳傩艺人之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具体内涵及身份转换的规约性相比,傩仪式独有的空间特性对傩艺人人神角色转换的规约性更深刻更凸显。在跳傩仪式中,傩艺人的身份因为仪式空间属性的规约也具有了空间性,角色的扮演也随着跳傩仪式空间属性的改变而发生偏移。当仪式空间属性神圣的时候,跳傩艺人体认到的是他们作为驱疫降福之神灵的意识;而当仪式空间属性世俗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从属神的意识回归到属人的意识,从而实现仪式过程中人神之间的互动,完成娱神娱人的仪式功能。也正是在人与神之角色的偏移和不同承担过程中,傩艺人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具体内涵才得以呈现,而傩神信仰于当地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得到凸显。     

彩调艺术中的巫傩文化因子

彩调艺术与广西巫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彩调演出是广西农村巫傩祭祀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作用;彩调戏俗中一些驱邪求吉的祭神驱鬼仪式与广西民间的巫傩祭祀仪式十分相似;一些彩调剧目由广西民间的巫傩祭祀活动衍化而来,剧目中的一批神鬼戏是民间巫傩文化及其信仰的反映;彩调音乐与表演中也吸收了不少巫傩音乐和祭祀歌舞.     

作为权力中介的“非遗”项目与民间信仰的生存变迁——基于江西赣州A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行政力量以"非遗"项目为中介作用于民间信仰,为民间信仰带来社会声望与经济资本,使巫傩信仰的发展传承重获可能。其中,傩戏与巫傩信仰发生分离,民间信仰及其秩序被重构,"文革"时期傩戏的集体记忆也被重新予以界定和解读。虽然巫傩信仰被迫改变了自身的传统规则,建立与新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但随着文化主体的被动缺场,官方与民间对巫傩信仰及其建构的理解发生分离,彼此难以互相认同。一旦民间信仰的定义、理解及信仰活动秩序安排被行政力量完全掌控,民间信仰不但无法真正作为民间文化深入至乡村公共生活,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受到官方肯定的信仰形态,最终将悬置于社会,无从挂靠。     

江西傩神续考

拙文《明代五种傩神考》(载《争鸣》(赣)1992年第2期),曾谈到江西在明代傩神庙或傩班祀奉的傩神,有欧阳金甲将军和傩神太子。这两位傩神的庙(祠),现仍保留在万载县、萍乡市和南丰县。最近通过考察得知,江西民间以往祀奉的傩神,尚有吴芮、明宣宗、东岳、岳王等。现在分别叙述于下,以对前文作一补充。     

江西傩戏汉族族群文化的表征

江西遗存的傩神信仰及其仪式是汉族族群记忆的一种具体化形态:无论是江西傩仪的功能、结构,还是傩神信仰的观念体系,都表征了古傩祭仪式传承至今的汉族族群文化基因。江西傩戏蕴含的汉族族群文化是汉族文化大传统于江西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化投射,体现了汉族族群文化在江西民间文化上的传承和融合。     

乌鸦的身份地位:一种民俗物象的双重解读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民间信仰中,乌鸦的信仰可谓源远流长.意蕴丰富而变化多端.乌鸦的身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兆喜的祥禽形象.一是兆祸的恶鸟形象.但是在民间信仰的长河中,乌鸦身份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阶段性的凸显.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乌鸦身份的存在和转换的.而在这种转换中表现了怎样的民俗文化心态?这就是本文要论证的问题.     

媒妁身份的人类学解读

媒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境尴尬,中国民众对其可谓爱恨交集.民众这种既爱又恨的心理积淀跟媒妁的巫觋身份有关;媒妁之"霉"源于巫觋之"魅".相关神话传说都赋予媒妁以神圣色彩,也让民众的婚姻披上了神圣而合法的外套,但媒妁的巫觋身份又让民众把自己不圆满的婚姻,归罪于媒妁的花言巧语.而媒妁文化的早期阶段即前文字时代,花言巧语绝对拥有口语文化的权威.媒妁的身份从神到巫,从巫到人,再从人到今天的婚姻介绍机构,其神圣乃至神秘性一直处于递减的态势,但民众对媒妁爱恨交集的心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神圣,我们该怎样拥有

神圣是人或人的精神性的崇高意义以及把这种意义赋予对象的一种表达,因而,神圣之源是人而不是神.拥有神圣,可使人产生崇敬仰慕之情、强烈的责任感、崇高的使命感,使人的精神风貌昂扬向上.在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中神圣曾被宗教终极化,被世俗化运动完全消解.面对时代精神中"神圣缺失",如何重新拥有神圣,答案是重建我们的信仰.     

沅陵傩文化中人伦与平民的主体性伦理特征

傩神中的神伦源于人伦,它以神灵文化的形式寄托人们对美德的期待,反映人们完善人伦关系的美好追求,具有鲜明的人伦性。傩神主体、傩文化的终极关怀对象和傩事活动的参与者具有相当广泛的人民性与大众性,从而显示出傩文化中人伦与平民统一的主体性伦理特征。     

乌鸦的身份地位：一种民俗物象的双重解读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民间信仰中,乌鸦的信仰可谓源远流长,意蕴丰富而变化多端。乌鸦的身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兆喜的祥禽形象,一是兆祸的恶鸟形象。但是在民间信仰的长河中,乌鸦身份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阶段性的凸显。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乌鸦身份的存在和转换的,而在这种转换中表现了怎样的民俗文化心态？这就是本文要论证的问题。     

身份景观：虚实相生的数字身份及其认同

从实体到虚体的转换,是人从现实空间进入赛博空间的前提。然而,虚体指称的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生命实体的新身份。它是身份虚体,而不是数字主体。对虚体身份特性而非主体特性的指认,恰恰是理解数字化生存的关键。由于数字技术的中介,人类借助虚体制造了新的身份景观,实现了数字化生存。同样,只有从虚体自反性地回归生命实体,在虚实相生的基础上完成人的新身份认同和生命主体的人文重构,个体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生活,塑造有责任的“数字人”。     

C.S.路易斯的“神话”思想探析——以小说《裸颜》为例

C.S.路易斯(C.S.Lewis)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奇幻小说作家,同时也是基督教护教学家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文学学者。路易斯认为神话是关于真理的言说,是连接神与人的中介,也是人摆脱自我的执迷,获得救赎的空间。路易斯所使用的"神话"概念更多地指向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即路易斯本人所热衷创作的奇幻小说。因此,他将奇幻小说创作本身就视为自己分享信仰的途径。C.S.路易斯以其深厚的文学积淀和对于基督教的虔诚信仰进行奇幻小说的创作,并将奇幻小说视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重新找回古老神话,并在其中摆脱现代困惑,获得真理性认知,恢复人神关系的重要途径。     

从宋人胡则的神化看民间地方神祗的确立

随着唐宋之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 ,民间信仰较之前代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自南宋开始 ,民间信仰中的神祗基本上实有其人 ,这些人如何完成向神的转变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人胡则由人而神转化的个案分析 ,探讨信仰活动中民间社会究竟如何运作以及国家与民众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     

一项河湟藏族民间信仰研究的硕果——《村落·信仰·仪式——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读后

《村落.信仰.仪式——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一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青海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遗俗,以及灵魂观念、占卜术的产生及其类型,巫术及其展演、苯教信仰遗俗等进行了阐述,在藏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老郎神信仰的民间考察

本文通过考证,将老郎神信仰形成的时间,从传统认为的清代推前至明代中晚期,并认为老郎神信仰的生成,是一个将老郎祖师不断神格化的过程。同时,从民间的角度出发,以老郎庙的建立和老郎会的举办为考察基点,探讨了老郎神信仰行业化、世俗化的过程及其文化意蕴。事实上,老郎神信仰,集中表现为人神扭合与分离的民间图腾崇拜形态。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岭南古代民间信仰初探

民间信仰支撑着古代岭南社会的绝大部分信仰空间 ,是支配人们风俗习惯、行为禁忌的重要思想基础。本文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 ,勾勒、归纳了古代岭南民间信仰的发展轨迹和主要形式 ,并探讨了水 (海 )神成为最流行神灵的原因。     

托马斯·阿奎那和波那文图拉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中世纪哲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的,是以信仰寻求理解为基础展开的。如何处理好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神圣生活与世俗事务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神哲学的基本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和波那文图拉作为中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对此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前者给予理性以自主性,后者则坚持信仰优先而强调知识的统一性和目的性。     

莫言作品中的高密民间信仰

莫言作品中“高密东北乡”当地的民间信仰是成就其独特风格的重要元素,如其笔下的故乡源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一样,作品中对自然神的崇拜、对魂灵的信仰和对祖先神、生育神等的敬奉,并非只是在描摹现实,而主要是为了以物喻人,找到心灵的依托,实现困境中的救赎,并且借鬼魂之口表达现实中人物的心声.对民间信仰的化用,不仅让莫言的作品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而且能够触及事物的本真、针砭时弊,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并提升了其社会讽喻价值.     

论苏格拉底的神

苏格拉底用理性和道德改造传统宗教,认为神即理性,善为神的本性;用“灵机”代替神谕作为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肯定了人在生活中的主动作用。苏格拉底怀着坚定的唯灵主义信仰,并以身殉道。苏格拉底的神是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