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 ,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 ,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 ,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 ,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 ,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博弈论视角下的中印边界争端(1949—1962年)

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在此之前中国曾多次做出外交和解的努力,但当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战略受到严重威胁时,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做出了对印度自卫反击的决定,最终在这场边界对决中占据了相对优势。本文从博弈理论出发,借鉴风险意愿模型用于分析中印边界争端从危机转化为战争的全过程,从而说明中方作出反击的必然性;最后以中印双方在争端过程中所持策略为例,对决策者在战争爆发前的决策进行讨论。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激进还是缓进:寇松“前进政策”的提出及实施

侵藏急先锋寇松积极主张侵占西藏,周旋和谈,白厅则从英帝国整体利益出发,主张缓进.因此“身居高位”且性格倔强的寇松自然与白厅之间有诸多不同与不和,对藏“前进政策”即为主要表现之一.当然白厅最终采纳了寇松的“前进政策”,导致了1903-1904年英军攻进拉萨,达赖喇嘛出逃蒙古,俄国表现出不满.但拉萨事件后,白厅很快撤换了寇松印督一职,修补对俄关系.显然,寇松的“前进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且白厅自始至终没有完全接受寇松的政策.之前相关文章多从中英双方、英藏双方的角度阐释寇松的“前进政策”,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寇松“前进政策”形成的过程,当中又主要梳理寇松与白厅之间西藏政策的争辩,并简略谈及其实施.     

技术进步、自然垄断边界与规制政策选择

技术进步是决定自然垄断边界的基本要素,由于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变化使得自然垄断边界具有动态性.自然垄断边界动态性决定了规制边界的动态性,呈现出规制逐步弱化,竞争逐步增强的变化趋势,但这种变化趋势并不是无止境的,并不会出现竞争完全取代规制.在自然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应采取激励性规制政策,在可竞争性领域,应采取反垄断政策,而在竞争与规制并存领域,应采用有效的接入政策,阻止厂商垄断势力对竞争的破坏性作用,确保竞争行为的开展,使竞争与规制共同发挥协同效应.     

演化经济理论与契约理论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与契约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存在归因于交易费用,并将企业视为一系列合约的联结物。而演化经济学则认为,企业是一个适应性的有机体,承栽着不同的知识和技能,遵循着不同的惯例,因此不存在着代表性的企业,只有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布,选择一个企业作为代表分析是毫无意义的。演化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企业边界的解释上,前者强调的是知识、技能和惯例,后者强调的是交易成本。演化经济学与契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也存在着兼容性,企业内部的知识、技能和惯例是在产权与契约的框架内出现和演进的。     

转型期国家干预之边界考量——基于经济法的认知视角

国家干预边界判定旨在将社会资源配置权在国家与市场间合理分配.鉴于经济法语境中国家干预特质、转型期特点与干预现状,转型期国家干预之边界判定应坚持市场优先、社会公共利益及动与静相结合三个基本原则,转型期国家干预之边界判定标准可从干预范围、干预对象与干预程度三个层次依次设定.     

组织边界的理论及其作用

组织边界的研究是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关系到组织活动的效率及组织成长.论文在对组织边界理论的产生进行综合性评述的基础上,介绍了组织边界的定义及分类,并探讨了边界不同类别及其作用.     

图形-背景理论视角下的英语结构歧义认知

歧义现象是指一个语言片断可以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义理解。歧义的形成涉及语言学各个方面,给英语教学和言语交际带来许多问题。结构歧义是英语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歧义现象。从图形一背景理论视角,通过言语交际中实例的分析,对结构歧义进行认知理解,有助于英语教学和语言交流。     

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演变及根本动因

印度在1998年公开核试验后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但至今未被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接纳为合法的核武器国,长期游离在核不扩散机制之外,造成其尴尬的处境。考察印度关于核不扩散政策的历史,不难发现其政策演变的轨迹。究其原因,是其大国地位追求、战略文化,以及国际身份定位等深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印度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的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政府实施保障少数民族就业、合理分配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等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的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印度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经济政策的经验,我们应通过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缩小与消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落实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政策、破解少数民族就业难题,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合理机制、开发与保护同时并重,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新村建设、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等措施来促进我国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对《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认知解读——基于图形背景理论视角

认知诗学关注语言分析或语言形式选择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分析文学作品,更能揭示语言中蕴含的思想情感与语言形式的关系。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唐代诗人岑参的一首边塞送别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进行解读,以期为读者对诗歌意境和主题的理解以及作者情感的感知提供新的视角。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失范及其矫正——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

村组干部是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到位的实际担当者。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审视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下,村组干部因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空间,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乡村地区的执行扭曲,呈现出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替换性执行、扶贫项目精准安排象征性执行、扶贫资金精准使用隐瞒性执行以及扶贫措施精准到户附加性执行等失范表现。影响村组干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失范的原因主要有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丰富性、村组干部综合素质偏低、乡村场域下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等等,鉴此,提出确立地方性规范、提高村组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政策宣传和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寻求新时期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治理之道。     

隐喻理解的语用认知视角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隐喻的理解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其理解要从其本质入手,不仅要结合人的认知,而且要在隐喻的使用中考察隐喻的意义。关联理论从人的认知出发,在动态语境中对隐喻做出阐释,较好地解决了隐喻理解这一问题。它揭示了隐喻理解的本质,为隐喻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     

战争：一种特殊的人类交往形式

本文立足于当代交往理论，在简要阐述交往主体、客体、手段和目的四要素及其联系后分析了战争要素结构，试图从理论上证明战争是人类交往形式的一种。文章评述了历史上的三次战争及影响，从史实方面进一步论证战争是人类交往的形式。     

战争的伦理书写与正义边界——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解读

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尖锐地批评了现实主义所持有的"战争是道德伦理无涉的领域",提出"战争的道德现实",认为战争不能无限制地突破正义边界,要严格遵守战争的伦理规约。沃尔泽通过翔实的例证和严谨缜密的证明区分了开战正义、作战正义和战后责任正义的问题,展现出正义战争论的多维面相。沃尔泽对战争正义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影响,但是他对日本的二战罪行判定、战争中绥靖政策等论题的分析仍然值得商榷。     

理性边界的形成与突破:以圣彼得堡悖论演进为视角

根据期望值理论,理性的决策者应当以财富的多少衡量收益,以概率衡量结果出现的可能性,采用期望值最大化原则作为决策依据。然而,圣彼得堡悖论的出现却突破了期望值理论确立的理性边界,根本原因在于,期望值理论将影响决策的主、客观因素完全割裂,忽视了决策行动的主体性特质。财富、概率等客观因素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决策行动,而必须依靠一种主体性转化,即转化为决策者对这些因素的认知结果。因此,要消解圣彼得堡悖论,进而确立合理的理性边界,就必须准确把握和刻画这种转化的机理。期望效用理论主张用"效用"来衡量收益,在客观财富与主观认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理性边界的认识上实现重大飞跃。前景理论继承了期望效用理论的研究路径,采用价值函数与决策权重,为主体性转化提供了丰富和细致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推进了决策理论对理性边界的探索。     

关于国民教育投资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本文论述了一国进行教育投资、制定教育投资政策、贯彻教育投资三大基本原则的理论依据。分析了我国国民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原因。并根据我国国情 ,借鉴各国经验 ,提出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教育投资政策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政策偏好——基于Q方法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模型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认知、政策偏好与居民参与不仅成为近年来城市发展实践的新议题,也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体现了城市心理学视角对于城市空间重塑过程的讨论。以青岛中山路为案例,通过Q方法,对历史街区更新中居民的空间认知、政策偏好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居民的政策偏好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独特性认知下的建筑物保护倾向,体现情感依附的开发式维护倾向,以及基于生活导向的参与式发展倾向。居民的空间认知体现为空间权利认知与文化认同两个维度,影响着居民对历史街区更新的政策偏好。此外,情感依附与参与经历体现了个体的空间体验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居民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在我国历史街区更新的实践中,为推动生活导向、居民满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应探索建立基于有效认知获取机制的参与模式,并建立多元化的市民教育机制,从公共政策制定路径转型与市民认知转变两个环节,纠正居民空间政策偏好与城市公共政策导向之间的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