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的策略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无情批判 ,使曾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现代性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被判处“死刑”。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则认为 ,现代性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把人类完全引入了歧途 ,确诊现代性的病症并对症下药 ,现代性就可依然向人类四射光芒。抑制“工具理性”、复兴“沟通理性”、扩展理性潜能是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建设性策略。     

现代性的扩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兴起

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工具理性,因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工具理性化。而"现代性工程"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性工程,要求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展。现代性的扩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即人类整体理性的分裂、社会生活领域的断裂、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与失落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世界风险社会的出现等。现代社会理论家在对现代性扩展的消极后果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了现代社会理论。因此,现代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对于现代性扩展及其消极后果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     

现代性工业主义的人类困境及其生态转型

以工业化、工具理性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性为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愈加突显出来。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以及技术异化使人类陷入了现代性社会的困局。但现代性全球化中的全面实现和现代性内部超越其自身力量的生长终将使其走向衰落。人类应抛弃技术万能论的工具理性主义观点,树立生态价值观、绿色技术观、生态伦理观以及生态消费观等适合生态文明的观念,回归和丰富人文精神,实施循环经济,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理论上,西方现代性以理性哲学为主导,但它最终走向工具理性并受制于资本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了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实践上,西方现代性的政治实践所推崇的民主是一种形式民主,其经济实践所坚持的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文化实践倡导的普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渗透,而中国式现代化以政治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价值上,西方现代性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最终带来的是世界和平秩序的破坏,而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在价值维度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

齐美尔在看似平常、庸俗的生活碎片里把握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在货币经济逻辑和工具理性日益奴役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文化悲剧”：无限泛滥的客观文化越来越影响和控制着主观文化,造成个体的压抑、特性的散失。齐美尔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理论的三足鼎立之势。他认为个体在现代生活中借以实现自我救赎的两种典型行为是“时尚”和“距离”。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

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制度、权力制度和能力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为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制度现代性建构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市场逻辑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注重效率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德性的信仰基础与现代性困境

通过对德性内涵的解析可以得出结论:德性是道德的本位。通过对德性的认识前提和情感前提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信仰是德性形成的内部基础。在现代性中,规范伦理遮蔽了德性伦理,科学理性瓦解了信仰,工具理性侵蚀了意义关切。所以,作为德性形成之内部基础的信仰在现代性中难以生成,这也就造成了德性的现代性困境。     

现代性之维与“道德教化”之思

作为理解现代性极端发展的两个维度,个人主义和纯粹工具理性已经渗透进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其结果是:道德教化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退场,从而陷入现代性困境之中。面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形成与教化权威的式微,现代性工具理性崇拜与人之德性的错位,独白性教化传统的延续与个体反抗中的迷失等现实困境,只有将道德教化根植于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通过完善道德教化实施的内在机制,积极重构中国传统的德性道德,才能完成对现代性道德教化困境的超越。     

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史观的逻辑理路出发,立足于神话与启蒙的双向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主体性原则、进步史观的批判.而"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成神话"则是该书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纲领.该纲领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其一,神话已经是启蒙,表征的是对现代性的规范;其二,启蒙倒退成神话,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现代性与乌托邦交织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狭义“现代性”张扬理性、主体性,相信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世俗化等成为人们追逐的现实目标。“乌托邦”是人们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对终极性社会理想的一种构想,表达着人们的追求和期待。传统社会主义由于没能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困境与冲突,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现代性的生成、工具理性的张扬,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本文讨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在认识论上,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分离、“最简单的规定”,以及理性,是现代性的认识论依据,而客观/主体间性,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秩序和规律,以及理性,它们本身也成为现代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体论上,在否定了传统社会之后,经济活动和经济人假设、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个人本位和各项天赋权利,以及彼此间的契约关系,既作为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而成为之后社会发展的起点,又作为基本的要素成为社会系统的基础。现代性既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初探

由社会理论家贝克发展起来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难以认知性和全球性等特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政治秩序陷入以下困境: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进步的政治秩序观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专家治理的信任危机以及随时可能引发的"政治爆炸".重构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应转变发展模式,构建风险管理型政府和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重建公众对专家治理的信任等.     

论伽达默尔的主体间性审美主义转向

审美主义问题的提出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它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审美批判.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在其发表<真理与方法>之后逐渐开始了一个审美主义的转向历程,其转向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对工具理性过度扩张的不满及其审美现代性批判,海德格尔审美主义转向的影响,其本身理论体系的困境及其发展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追求现代性到超越理性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动力。但现代性是以市场逻辑与理性主义合谋而发展的,它在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市场律令至上和工具理性独断,导致了社会断裂分化、道德理想失落、生态问题严重和人们精神家园荒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寻求共同富裕和提高发展质量抑制现代性悖论。科学发展观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终极意义,强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规范和思维范式的超越,推动了和谐社会构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论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

现代性道德与现代性自我相伴而生,现代性自我是道德与现代性分离的根源,也是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关键。现代性自我生成的历史维度敞开了现代道德困境的深层根源及其现象学展现。面对困境,现代、后现代道德哲学及社群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从现代道德困境的＂自我＂根源出发,辨证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情与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超越困境的关键所在。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