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的翻译

晚清以来的翻译至《新青年》得以转变。《新青年》的翻译,经过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的格局。《新青年》之后,《新潮》《小说月报》继续了《新青年》的翻译事业,也体现了《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研讨会综述

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举办的“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教学研讨会近日在该校举行,与会的５０多名专家、教授、学者围绕着传统文化的内涵、人的现代化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首先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探讨,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它以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而在汉朝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为主线,还包括了墨家、法家等各分支文化,是多层次、多内容的统一的体系。这要求我们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既要把握其主要的方面,同时也不能轻视其他方面的影响;从传统文化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和“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互补的调节人类社会的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都蕴含着礼法合治的理念,要借鉴和吸收古代"法治"和"德治"传统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德治和法治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法并举,不可偏废。     

抽象的人与抽象的现代化——谈谈“现代化理论”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很多文章都从这一论点出发,通过各种途径来论述这个问题。这一论点具体地说,就是现在人的不现代化和种种落后的观念和传统文化阻碍了社会走向现代化。(一)什么是现代化的人?人们大多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十二个特征(指标)来下定义的,即:1.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2.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3.思想广阔,头脑开放。4.注意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5.强烈的个人效能感。6.计划性。7.知识丰富。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9.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语文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民主的思想观念带入了语文教育阵地,他们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也为语文教育革新掀开了新的一页。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们,追求民主教育,发扬教学民主,使原有的教育改良产生了根本的变革。１９１９年５月中旬,陶行知先生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实质上,就是首次将民主思想与民主方法引进了教育领域,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让学生从消极的教学受体转变为自动的学习主体,将教学的民主权利极大程度地赋予了学生。接着,吴研因先生力倡的“自然教育法”,彻底否定了不民主的封闭式、注入式…     

“法律人格”的嬗变——试论道德危机与抽象人格的现代发展

渊源于罗马法、正式成熟于近代的抽象人格概念,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却遇到了倚强凌弱、人性冷漠的挑战。在面对这些影响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危机时,契约法、侵权法、社会法都做出了反馈。法律人格由抽象统一到具体有别的现代性嬗变,有限度地对人格抽象性做出了修正,体现了法律对社会问题的有效回应。     

“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

19世纪以来,备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的马汉海权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剑与火”的海权战略一直影响着欧、美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意识或海洋意识,是一种与西方海权思想迥然不同的“郑和模式”.这种模式的“文明海权”是建立在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以传播中华文明和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也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中的一种新思维.     

“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再论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

我们在《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曾强调,日本现代化的历程表明,日本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逐步实现传统自身的完善,建立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冲突·井存融合”的模式,以推进现代化。本文则试图从文化模式的抉择,来探讨“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这个总课题。     

从“前现代”到“现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剧的“现代化叙事”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变化，《篱笆女人和狗》、《轱辘女人和井》和《乡村爱情》等当代电视“乡村剧”，通过影像故事参与了“现代化叙事”，反映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剧“现代化”叙事的变化及其原因。     

人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机制——文化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主题问答录

人的文化“内化”及“社会化”过程,实质上是关于个性主体的文明精神建构及其外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实践化的价值活动。本文以问答方式讨论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机制及若干现实问题,以期引发读者的旨趣和颖思。A.文化传播的“滞后效应”问:大凡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如思想家马克思、毛泽东,文学家屈原、苏轼、曹雪芹、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科学家爱因斯坦、普里高津、徐光启、李远哲、达尔文等,都有深刻的孤独感。他们的卓越思想得到社会的理解较晚,常要在作品问世多年乃至死后,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如司汤达的心理小说试验、贝多芬不朽的交响乐、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这是什么原因? 答:在人类的精神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条     

克里奥尔“他者”的声音——吉恩·里斯的异质性文化身份及其批评理论

编者按:本·阿格一向反对划定一片对文化研究的认知领地,因为这片领地变化太快:今天用来印刷利奥塔理论的初级读本的纸张,几年后就可能被回收利用,用来出版波德里亚的著作或是尚未被发现的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新理论家的著作.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文化研究的所谓前沿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本期这组笔谈之所以冠之以“前沿问题”,是因为其中既有对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的文化研究,也有对“中国声音”“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思考,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带来更多“前沿问题”的出现和生成.     

关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思考

现代案头上的两个历史文本,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记载着两个东亚大国的近代遭遇。在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中,同样的历史氛围,同样的时代机遇,同样的民族激情,却结出了不同的文化果实。个中的文化得失,至今值得重新读解。一“洋务运动”发轫于１...     

地方政府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探索——云南省“四项制度”建设个案的启示

近年来,云南省政府连续推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大主题建设,各主题均设置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四项制度,其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强自身建设一个较好的个案。     

论现代社会与日本人的“自我”——关于自恋型人格障碍和抑郁症的临床社会学心理考察

本文旨在考察现代社会与日本人的自我。所谓自我,是指对自己和自己周围的关系的一种认知,自我的概念包括人际关系或社会地位等自我的扩张范围。本文根据笔者最近几年来接触的心理咨询事例与调查,论述现代自我的异常心理。     

“人民”的话语实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内涵流变的法理学反思

“人民”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早已有之.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原本就具有公民、个人、国民的法律内涵.在古汉语中,“人民”原为民氓,指的是与君、臣相对而存在的平民大众.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汉语中的“人民”才具备了现代法律话语的意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通过运用民族传统思想和价值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通过“人民—群众”路线以克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七五宪法”中将“人民”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称谓,尝试通过人民权威在实践中的确立,以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在法律领域内将人民与敌人对举、人民与整体相连的实践,使得法律语境中的“人民”脱离了个人、家庭和种族的基础,导致了法律与人民性的背离.同时,作为绝对整体的“人民”在法律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使得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规则秩序失效,权力不断膨胀,而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生中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他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深刻的启示。     

论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早期运用——“文化意义”的检索和由此引出的关于东西方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争论

本文认为,韦伯社会学类型的建立,是与他著名的方法论概念“理想类型”的形成一致的,社会学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认识现实的独特方法和角度。文章侧重对“理想类型”方法的早期运用“功能性”(实际)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分析了韦伯对“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儒家伦理”的认识。     

王朝鼎革·民族冲突·宗族纷争——明清之际大店庄氏族人庄调之抗清的“历史”和“历史记忆”

明清鼎革之际,山大店东庄氏族人庄调之举兵抗清,影响很大,期间还牵涉到一场宗族内部的仇杀。对于这件事情,清代史籍与近代以来的记载颇多龃龉。揆诸史实,庄调之于民族纷争、王朝鼎革之际,率众起义并杀掉部分异己族人,后在清廷镇压下失败,并被敌对族人捕获,交由朝廷正法,这便是庄调之的真实“历史”。后来,关于庄调之的事迹不断被“层累地造成”。庄氏后人庄陔兰在民国修地方志时,在采择民间史料的基础上,刻意渲染了其抗清的事迹,隐去了宗族仇杀的环节,并增加了他刺杀摄政王以及逃亡后训诫侄子的情节,意在强调其能秉持民族大义。此说随着民国《重修莒志》的出版而大行于世,是为后世对庄调之的“历史记忆”。通过庄调之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地方“小历史”与国家“大历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精神回归：关于“中国梦”之文化支撑的哲学思考——弗洛姆“精神异化”思想的启示

中国梦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是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的当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中国步入现代的征程中,已经痛感到精神失落而带来的负价值。因此,在＂中国梦＂的现实构建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乃是＂如何让失落的精神回归＂。著名社会精神分析哲学家弗洛姆的社会病理学诊断也许可以给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给予重要启示：关注人的精神性生存,抛却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弘扬人性化文化,冷静对待消费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培育个体健康心理,防化社会病态人格,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主题;关注社会信仰体系,发挥信仰的积极作用,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