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

在文化史上有个别重要时期或历史关头具有原点的意义。这样的原点,是指文化史的河流如同遭遇了地表的断层,从一个地方突然高高地跌落。虽然向前奔腾的水还是这股水,可是它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域,遵循着全新的流动规则,呈现了全新的面貌。此后它的前行,便是从这个新起点开始的。这个跌落处带有根本性的转折意义,便是一个历史原点。五四文学革命就具有这种历史原点的地位和意义。“五四”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原点,这个原点自然包含了民族传统的因素,新文学显然与古典文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前者相对于后者又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从文学的内在观念到外在表现形式,都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托马斯·库恩:不情愿的革命者

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面对各种责难和误读,库恩试图从语言学角度阐述自己的哲学意图.但是这种语言学转向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它导致了一个更为保守的库恩出现.     

中国近现代两次文学革命与抗日小说创作——兼谈日本侵华战争与文学革命的因果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掀起了两次文学革命的浪潮.1898年前后的晚清文学革命是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耻辱所激发的,其中的"小说界革命"学习西方的政治小说,赋予小说空前的政治功能.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若干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取向,拥清或反清界限分明,部分作品留下了受近代文学革命影响的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缘于日本企图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浪潮."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思想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而发生变异.为了抗战需要,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深刻影响了抗战小说创作,但各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抗战小说在坚持"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和为政治(战争)服务的大众化立场上各有偏重,其或是缘于作家的自觉追求,或是受政治因素的制约.     

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挑战与回应

海登·怀特主导了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其实质是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嫁接到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因而大受损伤.在语言学转向这一视域下,马克思首先对历史进行了诗性预构,之后又进行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含式解释.在语言学转向的冲击和挑战下,就需要重释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论哈贝马斯的规范与价值问题

哈贝马斯从性质、问题域和形态等三个方面严格区分了规范与价值：首先,在性质上,价值是目的性的、逐级的,具有相对约束力和竞争性,而规范是义务性的、二元的,具有绝对约束力和融贯性。其次,它们与不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价值与善、好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规范与正义、对和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最后,在形态上,价值只具有观念形态,而规范不仅具有观念形态,而且通过建制化成为制度。哈贝马斯对规范与价值的过度区分有二分法之嫌,受到了普特南等哲学家的批判。哈贝马斯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表明,规范与价值问题的研究在哲学基础上不仅需要语言学的转向,而且需要价值论的转向。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新文学的“独家逻辑”与“一家之言”的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不言自明的时间逻辑,获取了文学史长河中1917年-1949年这一个时段的管辖权,却以经意识形态过滤的"现代"标尺清除异己,把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排除在文学史体系之外。现行的文学史通过贬低晚清白话文运动,省略同时代非"新文学圈"作家的贡献,漠视北洋政府的作为,来建构新文学的发生地图,达到纯化、神化新文学发生史的效果。把现代文学史笼罩在新文学的霸权话语下,以新文学的"独家逻辑"来阐述1917年-1949年的文学发展,文学史多元共生的格局被肢解、简化,最终使得文学史的叙述仅仅成为一家之言。     

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再思考

本文对学术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评述,及对该论争从拓展研究空间,突破思维定式,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再思考.     

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同途与歧路--论五四文学革命前期的文学观念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他们虽然也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对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关注不够.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使新文学回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五四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并给后来的新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从语言到语言: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游戏"——20世纪语言学转向及其影响研究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大的"成果"之一,它引发了西方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进而影响到文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语言是人类思维表达的外壳,在这场思想革命中,语言本身既是工具,也是主体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思想精华,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同时也使语言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陷入困境,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被叙述,所以存在: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

在传统认知下,作家是生产文学的主动者,而文学史家则处在被动的位置,只能以接受者的身份去领会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作家定位。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理论的发展提醒我们,文学史家其实一直主动地参与生产文学。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或能更好地解释其文学如何被完成,如何存在于文学史家选择性的叙述与创造之中。     

五四文学论争与改良派一脉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文学论争中,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立于西方的特性,强调"知的文学"作为文学的合法性,强调文人文学的历史地位,与新文化人主张统一的西方标准、只承认"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迥然相异。而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中,改良派大量采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于"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看不出论争中存在的那种与新文化人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改良派也是主张文学革新的,只是反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改良派反对以"情"的文学否定"知"的文学,但并不反对"情"的文学本身;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特性,但并不拒绝向西方学习;改良派承认新文学的未来是白话文学的世界,但反对以不适用作为理由废弃古文文学。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民国佛教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意义

正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上,现代的概念一向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角度,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多年的历史。①一个是思想发展史观上的意义角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领域内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或现代性质素。作为一种历史观念,这种现代性意义的时间划分方法和思维方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这种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视域中,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在     

海德格尔诗意语言观与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的当代阐释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普遍呈现出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之思及语言观变革。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思想可以回溯到维科的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理想、狄尔泰的生命体验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20世纪海德格尔的诗意生存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一步探寻超越形而上学的语言道路。深入阐释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语境下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对于深入把握语言学转向的思想逻辑与当代语言观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锋芒的弱化:从意识形态批判到语言的批判--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继承与变革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开展的多方面的批判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其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走出来的哈贝马斯,在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他的至深影响,又展示了他与老式批判理论的不同.此种不同表现在哈贝马斯完成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向语言批判的转向,说明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疏离.就批判现实而言,哈贝马斯批判角度的转换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的批判立场,而导向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语言的分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