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通过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分析表明,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单个农户形成合作组织.有生产经验的农户,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也是阻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与一般的预期结果不同,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的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当前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有关,农民合作组织对于迫切需要降低市场风险的农户缺乏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户对参加合作组织的行为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以及在商品性集约经营上进行了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组织有较明显的积极性,他们有可能成为合作组织的先锋者.此外,主要通过供销社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自足农户、通过农贸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农户,以及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更趋向于接受合作组织.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组织替代供销社的功能.最后,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投票权分配、成员组成以及入社和退社的限制等组织结构的认知,对于他们的意向显示出显著的正面影响.合理设计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结构对于吸引更多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至关重要.     

启动提升农户营销能力国家战略

针对中国广大农村农户营销能力与农业生产能力不相适应,已经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引起农产品价格暴起暴跌的现实,提出了启动国家行动、提高农户综合营销能力的政策建议。即转变营销主体,加快政府职能归位,增强农户对农产品营销的控制力和领导力,使农产品销售主动权回归农户;不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加强农户的营销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大众传媒手段作用,切实增强农户的信息交流能力,降低农户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农户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行为研究——基于重庆市479名农户的调查数据

文章以重庆市6个区县25个行政村的479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多元Logit模型,研究衣户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参加各种新型农民培训经历、农户信息获取途径是影响衣户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乡镇规模种植或为特色农产品对农产品销售渠道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数、村里是否有农民合作社、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户选择不同类型的销售渠道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民对价格信号的反应及其市场行为的理性化考察

在市场化初期，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表现出正向反应的特点，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趋于逆向反应。这是农民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渐认识到市场规律，市场行为趋于理性化的表征。中国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反应的转变，不仅仅是农产品的弹性系数使然，还有国家的制度、政策等因素的作用。     

农民进入市场需要建立全方位的引导机制

农民进入市场需要建立全方位的引导机制蒋和平，申曙光目前，农民与市场联接的关系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我国近些年来的农村经济改革实践表明；障碍农户进入市场的主要因素是现代市场体系发育滞后，政府的宏观调控乏力，农民自身实力脆弱，以及缺乏良好制度保障和外部环境...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通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和市场化取向改革形成的现行土地制度,具有土地所有权二元结构、"农转非"双轨制和使用权管制四元性等三个方面的特征.近年来出现的土地经营细碎化、"非农化"过度、非农用地低效率、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以及城乡发展失衡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说明尽管现行土地制度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国家和农民集体两个土地权利主体的不平等、农村土地所有权虚置和管理权异化,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和不稳定,以及征地制度不公平和不完善.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应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国有制度,建立补偿型的土地分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完善征地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市场.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产品滞销问题研究——以2009年中国11个省市食用菌种植农户调查为据

利用对中国11个省份510户食用菌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食用菌的销售情况,并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产品滞销的因素。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和参加农业协会的农民在农产品销售中更具优势;农户对消费者偏好和市场行情越了解,其农产品销售情况越好;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布越近、道路状况越好,农户的农产品销售情况越好。提出了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协会的扶持力度,加快实现农产品物流信息化,加强对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宣传和推广,优化农产品销售网点布局和增加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等政策建议。     

农民留种行为与品种权的冲突及其解决——立足于美国"农民留种免责"规则的考察

本文从兼顾保护农民权益与转基因农作物育种人的品种权的角度出发,研究美国农民留种免责规则的基本架构.就故意留种行为而言,农民有权不经育种人授权而留存、种植和销售授权产品的种子,但繁殖不得超越合理数量,不得出于商业目的而繁殖授权品种、销售种子的数量应当合理.就无意留种行为而言,该行为的侵权认定需要考量农民的主观意图.损害赔偿采取"侵权收益计算法"而非"专利损失计算法".育种人针对农民留种行为的专利保护措施有技术授权合同的限制条款、终结者基因技术等.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的立法缺陷包括"专利权合理容忍限度"的范围有待辨明,农民的无意留种行为与品种权的冲突解决机制尚待完善等.     

农户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对农户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并利用多元选择模型对农户销售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商贩(中介)上门收购、集贸市场自行销售是农户销售农产品的主要渠道,所占比重分别为71.1％、17.6％;和商贩(中介)上门收购相比,年龄大的农户选择集贸市场自行销售的概率更小,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和以销售粮食外农产品为主的农户选择集贸市场自行销售的概率更大.     

农户营销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1 085户农户的实证调查

以江西省1 085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t模型对农产品营销中影响农户合作意愿的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农产品营销中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农产品生产集中度、农产品经营规模、农产品价格波动及政府支持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销售难度、距离市场远近及农产品类型等因素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户主风险态度等因素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文化程度因素关系不显著。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中农民争当贫困户的行为及其阐释——基于武汉近郊Q村的实地调查

国家精准扶贫的“资源输入”却遭遇农户“争当贫困户”的意外性后果,本文基于武汉市近郊Q村的调研发现：(1)面对国家精准扶贫的“资源输入”,一方面农民会有不服从社会章程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在个人算计理应使他们采取其它行动时却循章而为。(2)农户“争当贫困户”并不是简单出于自利的考虑,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首先,农户生计脆弱而又缺乏保障的客观现实为其行为提供了道义性,而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理念以及投入的加大,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的同时也刺激了农户的行为;其次,在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产生了瞄准目标偏离的现象,这激化了农户基于平均主义心态的社会不公感和相对剥夺感,而当农户的权利意识自觉时,农户出现“争当贫困户”的心态与行为。一个制度必须有一套相一致的理念来支撑,当下农村之所以出现“争夺贫困户”的现象,是国家的期望与农民的理念之间的存在难以弥合张力的表现。     

内生与外生: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逻辑

在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过程中,村应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它们或者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抑制,共同决定着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方向。按照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模式可以分为"自发模式"、"强制模式"、"抑制模式"和"互动模式"四种类型,从而形成了农民合作能力的不同状况。     

浙江省农户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实证分析

从浙江省农户农产品的生产情况看,目前生产的品种结构日趋多样,传统的农产品在其中所占的份额日趋减少,而蔬菜和水果类农产品所占面积比例不断提高,农户在选择生产农产品时,求稳的心理比较明显,农户农业投入普遍不高;从农产品销售情况看,农户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销售渠道多样化,农贸市场和贩销大户是主要的销售渠道,农户普遍遇到过销售困难问题,大多数被调查农户迫切需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GI农产品质量维护的多重博弈分析

针对近年来GI农产品质量事故频发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GI农产品产业链得出影响GI农产品质量的核心利益相关方为地方政府、加工企业和农户;从界定三者行为和关系入手,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地方政府和加工企业、加工企业和农户以及地方政府和农户的两两博弈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维护质量的协同性,构建了包含地方政府、加工企业和农户在内的多元动态博弈模型;并通过各类博弈模型提出了完善制度反馈机制、加强核心利益相关方沟通等政策建议。     

非正式制度对农户道德风险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389户农户的调查

农户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如何防范农户道德风险行为是当前研究的焦点。借助半参数Logistic回归模型,以389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重点研究非正式制度对农户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正式制度负向影响农户道德风险行为。其中,"村规民约制定情况"变量的边际效应为-0.133,说明所在村庄制定了村规民约的农户,其道德风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道德观念约束力"变量的边际效应为-0.161,说明在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中,认为道德观念约束力越强的农户,道德风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从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增强农户道德观念和加大政府规制力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公司资源依赖、信任及关系承诺农户对公司与农户信息共享影响研究

在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互换理论基础上构建了"资源依赖、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理论模型,以"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的公司为调查对象,收集202份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司和农户间资源依赖-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对农户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公司关系承诺农户及公司与农户共享信息;公司关系承诺农户积极影响公司与农户信息共享;公司资源依赖农户积极影响公司信任及关系承诺农户,但对公司与农户共享信息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建议农业企业管理者可通过互补性资产投入增加公司对农户的依赖水平,从而培育公司与农户相互之间的信任,这将有助于公司对农户作出承诺行为,从而提升关系质量进而促使公司和农户相互共享信息,以便公司有效监控农产品生产整个过程,从而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农民政治参与“态度-行为”关系:自洽、混沌或背离——基于经验研究的理论阐述

以我国5省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民政治参与"态度-行为"逻辑关系的形成和转变状况,发现农民及其异质群体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之间呈低度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35,各群体中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自洽的人数占比集中在50%左右且两极分化,相差近1倍。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民异质群体表现出的政治参与态度均不完全决定或难以直接、精准预测其实际行为;尽管如此,除贫困与非贫困农民外,男性、汉族和东部农民政治参与态度的行为可预测性依序显著高于女性、少数民族以及中西部农民;总体上,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自洽、混沌或背离的概率主要受个体特征、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主观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且存在区域、群体性差异,但更多取决于知悉政治活动时间、村干部或村民代表身份、就业地点以及误工补贴。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制度约束、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演化

从制度约束和行为变迁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理论框架,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考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外部维度是指国家制度约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主导下发展的;而内部维度就是农户空间行为,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变量,包括农户的居住、就业、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乡村人居环境正是在国家制度主导和空间行为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农户空间行为特征、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及其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的空间问题一直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需要我们给予反思和调整。     

农民对专业合作社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18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基于对湖南省农户的问卷调查,应用Probit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农户对专业合作社需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产品类型、生产经营困难程度、专用资产、商品生产率、政府支持专业合作社力度、当地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农民的专业合作社需求有显著影响,而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资产专用性水平、主要农产品销售范围等因素的影响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