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不平则鸣”说的心理透视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出流布甚广的“不平则鸣”说。联系作为文论家的韩愈的全部理论主张,其“不平则鸣”说起码包含有这样两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不平”即不平静,亦即创作者内在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客观外物的感发激荡而致,从而带来创作主体在创作之际的心灵的发动,并进而通过对特定对象的艺术加工,形之于言辞而传达出来。     

也谈“不平则鸣“

理解“不平则鸣”的关键是对“不平”的理解 ,“不平”既有不公平之意 ,也有不平静、不平衡之意。因此 ,“不平则鸣”既包括失意者自鸣其不幸 ,也包括得意者自鸣得意及鸣国家之盛。     

评韩愈、柳宗元的文以“传道”和文以“明道”

韩愈、柳宗元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传道”和文以“明道”的主张,是一些文艺理论家用来论述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根据之一。正确评论韩、柳的这些主张,对于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里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正>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象朱熹那样嘲笑韩愈     

韩愈诗歌情感结构探析

韩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唐以后的文章祖师爷。对他的评价,历来聚讼纷纭,各擅胜场。就他的诗歌而言,考据家用“以史证诗”的显微镜,把那些包孕着诗人丰富情感的诗句变成了朝政兴衰的直接投影。沦为枯燥无味的文献资料;而在当代现实主义诗评家的眼中,它们又成了民生疾苦、社会政治、宗教斗争的简单翻版。自古以来,我们民族有一种明于论世道而昧于知人心的传统,它不承认也不愿承认每一个人有其独特的、生机勃勃的精神世界。由于不能从深处省察韩愈的心灵与情感活动,因而这些评论即使触及到韩愈     

“不平则鸣”辨

“不平则鸣”意为“情激则鸣”,这创作动力论可以说是韩愈创作论的核心。它与韩愈的文学或载道或娱戏的功能论并行不悖。所谓“气盛言宜”,说的是内容充实中气足则“言宜”“易好”;而“穷苦之言易好”的实质是,心愈不平愈“郁于中”愈“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则鸣得愈好。从“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到“穷而后工”的发展看,这一历史性命题,强调的是不如意的生活遭际有助于激发艺术家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时包含着文艺创作是一种心理宣泄,必须表现真挚强烈的情感,必须专一用工掌握艺术技巧法规,以至于包孕着必须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等等涉及创作本质的认识。     

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伴随着排佛声浪而同步进行的,这其中韩愈的排佛言论可谓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然对韩愈排佛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创见”、“不能推陈出新”;就此,文章意欲将韩愈排佛思想分为两个维度给予考察,并从其不被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定名与虚位”论出发,着重分析韩愈在哲学思维层面反佛的思想及其与宋儒反佛的内在关联。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论韩愈的“诛民”说

论及韩愈思想,专门谈其对待人民态度问题的甚少,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是持否定态度。尤其对韩愈的“诛民”说,一些学者更是直接斥责,毫不留情。这些都不十分符合韩愈的思想实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韩愈的“诛民”说,我们不妨从“诛民”说之出处谈起。“诛     

韩愈“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新解

韩愈《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其中的“人非生而知之者”,历来被理解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下称《教参》或“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康瑞琮《古代汉语语法》修订本,辽宁人民出版社)。基于这种理解,人们给《师说》及韩愈以很高的评价。如《教参》     

关于“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的两点探讨

中国诗学中的＂兴＂概念与英国诗人艾略特诗学观念中的＂客观对应物＂在本质内涵上,均涉及到作家编制情感＂代码＂,读者还原＂代码＂之上情感的过程。深入概念内部建立中西方诗学对话,详细析出＂兴＂区别于＂比＂而蕴含的与＂客观对应物＂概念的契合点。由＂兴＂中所蕴含集体情感与原始宗教性体验出发,首次证明了＂入兴＂中涉及的＂非个人化＂因素,同时辨析了＂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诉诸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在涉及读者＂解码＂过程时所包含的不同的集体文化无意识。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现状思考

向来关注翁方纲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肌理”说。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对“肌理”说的专门研究，发现自郭绍虞先生将“肌理”定义为义理与文理，并将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个思维定式，因此，整个“肌理”说研究，一方面出现简单概括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完美解释翁方纲诗学的其他概念，又在阐释其他问题时忽视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时间，导致出现错综的情况。近来研究者对“二元论”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对“肌理”说内涵和地位的认识仍不足，而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严羽“师古”审美情怀新探

严羽诗话批评崇奉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理论传统,追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意蕴。＂以盛唐为法＂凸显了严羽真切的诗话文艺鉴赏思维方式和＂师古＂的审美理想情怀。严羽一直期待从＂学汉魏晋与盛唐诗＂的传统诗艺理论中汲取教益。因此,对严羽＂师古＂审美情怀的作进一步的研究,对当下诗话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镜像理论下拉希莉与严歌苓跨文化写作比较——以《疾病解说者》和《少女小渔》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与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都是当今风靡美国文坛的女作家。文章分别以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与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为本,立足在拉康的镜像理论基础上透视这两部小说中小渔与达斯太太这两位女性在依赖东西方"他者"的文化认同过程中出现的异同。并由此镜像变化的异同透视出严歌苓与拉希莉在跨文化的书写中体现出的不同的文化心理倾向。     

论普遍价值的基础——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提出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不仅是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这一重要思想却被学界长期忽视。什么是＂共同的＂活动方式？如何认识＂共同的＂实践活动？这些基本问题对于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普遍价值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马克思自己的诸多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是＂共同的＂,即人的实践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的＂实践内容应包括现实世界实践关系的共同性、人类生产生活的共同性、人的形而上存在的共同性,以及人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共同性。明确实践活动的共同性也就是肯定实践法则具有共同性。马克思的＂共同实践＂思想为普遍价值奠定了基础。是对传统哲学关于抽象的理性或感性共同性的彻底翻转。通过理解＂共同实践＂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加深对普遍价值的认识,可以树立真正的＂普遍价值观＂,抵制＂普世价值＂,反思将价值问题狭隘化或绝对化。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论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兼评《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这一翻译理念入手，指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对比评论《简·爱》的两个中译本来进一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情感乌托邦:《闯关东》叙事结构的审美蕴藉

"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实践美学观中的核心观点,作为哲学思想的"情本体"具有双重品格:既是一种积极的情感评价,又具有形而上的内涵。《闯关东》叙事结构中以"情"作为"本体",既诗性演绎着故事情节,又刻画出有情有义的朱开山、亲善慈爱的"文他娘"和坚韧悲情的鲜儿等形象。观众在情感乌托邦世界中沐浴着"诗教"文化,在日常情感体验中产生家园认同感,并由一己之情上升到家国之爱。《闯关东》在"讲故事"的同时向观众播撒情感,在演绎"情本体"过程中践行伦理文化实践,这一"美善统一"的内蕴既是中国传统诗教文化在当代的回响,更是《闯关东》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