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舆论表达成为常态，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舆论走向、进行舆情治理、传播主流价值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驱动网络舆论生态中舆论主体、客体、环境及规则的全面变革，引发了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的逻辑转向，即引导理念上从“用户本位”到“场景为王”,运作机制上从内容生产到“内容+关系”的双向融合，技术路径上从协同引导到智能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效果评价上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新媒体语境下“中国梦”的语义网分析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社交网络作为一种自媒体,一时间成为草根大众发声的渠道和讨论的公共平台。由政府主导传播的价值观,也在社交网络中被传播和解读。本文拟从不同舆论场的角度出发,用词频分析、语义网分析的方法,剖析“中国梦”这一概念在网络语境下被媒体和大众解读的情况,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面向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舆论乱象柔性治理：难点问题、重要发现与前景展望

综合考察舆论场现实情况、政策依据、当前治理短板、学界研究现状,面向意识形态安全创新网络舆论乱象治理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舆论内含的情感、心理、认知等决定其具有被柔性治理的可能性。作为“事理+公理+情理”逻辑基础上的善治范式,柔性治理与刚性治理相适配,成为消解网络舆论乱象的重要维度。立足传播学和媒介可供性等理论,采用质性分析、深度访谈、量化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集中探索“为何意识形态安全可从舆论着手”“网络舆论乱象何以能被柔性治理”“柔性治理的对象是什么”“柔性治理的过程与影响因素”“柔性治理如何具体化”等问题。研究发现：舆论借自身的社会物质性、社会工程性等特质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舆论治理的基本精神、刚性手段的效能隐忧等要素叠加,确证了网络舆论乱象与柔性治理联结的可能性。当前,网络舆论乱象已在内容、时间、空间、价值方面表征出新的样态,尤其是作为其相近形态的网络社会思潮已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潜在风险挑战。柔性治理通过“内刚+顺理”立场的权威嵌入、依托情感间性的人本观照与共治心理互联、根植非正式关系的全要素贯穿与深层交往、基于工具辩证性使用的媒介技术耦合,从原则、方法、要素、工具四个层面完成治理过程...     

从“天价过路费案”看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网络舆论异军突起,互联网作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这三大传统媒体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体”,逐渐确立了其在社会信息传播中的主导地位,网络成为中国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关键渠道。通过媒体网络实现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推进了民主法制进程,而且通过影响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了民众的公共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安定发展。本文以2010年的“天价过路费案”为例,试图分析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Opinion Leader”一词的中文翻译探析

在我国,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一批民间网络名人不断涌现,成为传统意义上的Opinion Leader,即“意见 领袖”。但由于互联网环境下某些网络传播代表人物的不正当示范,考虑到汉语的表达习惯,“意见领袖”作为“Opinion Leader”一词的中文翻译,容易使公众产生错误联想,造成误解,甚至对我国网络舆论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网络舆论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影响及高校应对策略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平台逐步成为青年大学生了解国内外时事、洞察社会万象的主要途径,因此网络舆论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对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而言,网络舆论是一把无形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舆论有助于高校了解学生思想现状,及时调整和制订以“学生为中心”的政策制度;另一方面,网络舆论中虚假信息的传播容易导致大学生价值误判,增加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阻碍和谐校园创建。高校应对网络舆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高校管理者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思想觉悟,不断自我完善和提高,做到从源头控制舆论、引导舆论走向,积极发挥高校思政课的引领作用,从根本上提高应对网络舆论的能力。     

融合发展、综合创新: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将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纳为9个方面。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系列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定位,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是指导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重塑和改变着中国新闻业,“媒体+直播”的模式成为众多媒体突出新闻现场感的报道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变革新闻生产方式,VR技术进入媒体领域并不断深入,社交化媒体成为重要的舆情场域,在社交化和数字化变革发展中的新闻业呈现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媒体融合从业界的媒体创新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集团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学界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析,反思了目前媒介融合的难点和发展瓶颈,认为亟需从业态的媒介融合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需要通过媒体平台间优势资源的互补、重组与整合,通过组织融合和机构创新实现战略化转型;数据新闻成为新闻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衍生了出其他社会现象,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同质化阅读普遍,数据新闻缺乏深度和人文思考的问题突出,应以政府为核心实施“大数据战略”,增加数据新闻的新闻温度;新媒体产品创新的理念和产品重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发展进入了社交基因全面渗透时期,新媒体从业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片面追求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应促进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地和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场所,应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管理,明确各行为主体要担负的互联网治理责任,优化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让网络生态逐渐好转;在“互联网+”环境下,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做的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在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中反思新的理论面向和学科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入认知传播视角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本土转换,反思新闻学的规范性研究;新闻传播院校应推行适应新闻业变化的新闻传播教育,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实力。     

新媒体语境下高校青年舆论引导的实证研究

针对青年群体在新媒体网络参与和建构过程中舆论引导工作的不足,以高校青年群体为问卷调查对象,结合社会现实分析当前高校舆论引导工作的矛盾与现状,进而以互联网空间呈现的特征与舆论引导实现路径为研究内容。研究认为,高校青年能够积极参与建构网络空间,参与网络舆论的语言表达呈现泛娱乐化的倾向,并对网络空间的复杂性、重要性和科学性有所甄别,但是也存在着情绪化、容易被误导等不足; 需要进一步培养高校青年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培养政治过硬、高效规范的网络宣传员,还需要结合“三全育人”理念,提高思政干部队伍的媒介素养,用青年熟悉的话语体系来引导高校青年在参与新媒体网络中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协力共建良好有序的网络生态。     

十六国时期的社会保障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趋于萎缩,民众流离失所,在这种特殊的战乱背景下,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统治,采取蠲免、赐赠等方式抚慰民众,民间也以邻里互助的方式实施救助,这种政府与民间救助措施的结合,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改善了民众的生存条件,成为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     

论“网络水军”的影响力

近年来,一系列网络红人,经过网络群体传播,引起大众传媒的关注,继而成为公众舆论的热点议题。“美国军方网络水军”尤为引人关注。本文以“网络水军”为研究线索,探讨“网络水军”的出现及其活动规律,进而探析网络水军、网络炒作的内在联系,认识“网络水军”的优势、价值与负面影响。在关注网络舆论、媒体舆论与公众舆论的特殊性、差异性的同时,明确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监督”功能与职责,对网络事件进行适当的舆论导引。     

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     

新、旧媒体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对比分析——以舆论传播为视角

舆论传播对新、旧媒体时期的群体性事件都有作用和影响,而这在新媒体时期尤为突出。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舆论共鸣张力加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是群体性事件在新媒体时期的突出表现。做好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工作,需要政府的"三结合"、媒介的"三统一"和公众的"三兼顾"。     

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通信设施与软件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与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涉腐舆情日益成为微时代廉政舆论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在微时代加强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很有必要。网民数量倍增、政务信息公开、移动终端网络互动、官民廉政微舆论场融合,这些都为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新媒体用户异质性、网络政治谣言、无序"人肉搜索"等,又给新时期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带来了挑战。在推进政治新常态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网络涉腐舆情引导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及其策略

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体只有为公众利益服务,才能取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力。媒体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应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除了体制层面的因素,媒体的角色担当依赖于媒介自律。在危机传播中,媒体以公众利益为重的责任感特别重要。这主要在于秉承敬业与专业的职业理念,既要做好环境监测,保证新闻公开,为公众代言,进行舆论监督;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信息传播的有序化,避免因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     

高校如何应对微博时代的网络舆情

近年来,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形式,正从一个微平台迅速变成大众传媒平台。由于微博具有短、平、快的特点,基于微博传播的网络舆情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公众从信息获得转向互动参与,网络舆情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渐深入。大学生是微博的主体,微博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平等交流和彰显个性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成为不良情绪和非理性表达的放大器。因此,高校要积极应对,做好微博时代的稳定工作:要理性面对,建立高校官方微博;认真维护,用好高校官方微博;积极引导,培养高校"意见领袖"。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责任及其路径优化

新媒体环境给舆论表达提供了一个开放空间,承担着舆论引导责任的主流媒体,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引导是其当下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媒体环境下要想发挥好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传统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的传统优势;新兴主流媒体不仅要占领好、利用好网络这一阵地,而且要培养意见领袖,打造专业微博群;加强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呼应机制;从现实角度和新媒体技术研发以及网络自身的制衡来优化网络舆论引导的保障体系。     

新时期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研究述评

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分析视角,当前学术界主要从舆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社会转型的需要、党管媒体原则、舆论所蕴含的力量、当前社会舆论态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考察提升舆论引导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新时期舆论引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一要遵循新闻宣传和传播学的规律和方法;二要以人为今地考虑受众心理特点和社会民生需求;三要推动网络等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百动;四要建寺国家舆论战略,健全舆论引导格局和机制：五要正确处理舆论引导和舆论炼督的关系。当前提升舆论引导水平方面的研究,亟需在原有的新闻传播学途径基础上,引进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皿的视角,尤其是要结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情势和国情特色,强化从执政党能力建设视野来研究该命题的学术取向和问题,加大对执政党和政府这一关键性舆论引导主体的能力结构、实践模式、运作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处置策略研究

在当前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上,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和沟通;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对处置机制;在加强与媒体互动的同时,要加强网络评论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降低和控制负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展,并正确地引导网络舆情,形成主流舆论强势,从而有效、及时地应对网络舆情。     

网络对社会舆论形成的四大深刻影响

网络的崛起给公众发表意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舆论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基本看法,当公众能够通过网络自由发言时,社会舆论的形成规律出现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被打破,公众意见表达更加自由;舆论领袖的身份更加多元,舆论领袖以群体的力量产生作用;社会舆论形成的速度加快,舆论监督的影响力亦不断加大;信息符号和传播手段多样化,把关人的把关难度亦不断增加。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传播

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可以发挥重要功效;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应当处理好媒介主动性与政府喉舌、舆论引导与新闻价值的关系;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新闻报道还将面临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