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参与危机管理中的信任失灵与策略转换

公众科学知识素养的缺乏,社会功能的分工及科技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决定了专家参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着突出的专家信任失灵问题。公众对专家知识期望的理想化、专家自身知识的价值偏向、专家参与机制有效性无法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等,从知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构成了信任失灵的根源。构建专家信息库、提高言论被“收买”的风险成本、完善良好的沟通机制是重获专家信任权威的有效策略。     

科技风险认知的差异及其解释——从心理学到社会学

专家和大众在科技风险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对于该现象的解释却一直存在争议."实存论"和"建构论"是看待风险的两大基本模式,但它们提出的解释都存在较大的缺陷,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欲化解公众和专家在风险认识上的对立,应以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为基础,通过开放的公共领域,建立起一个包含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多元共识.     

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

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科学治理多元参与的典型模式有争端演化、边界组织和主体际协商模式等。     

科学咨询与公共决策的博弈——评《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国际比较》

<正>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是由统治转向治理,而科学政策咨询在民主治理中正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科技与经济社会生活的距离缩短,科技决策以外的公共决策也日益需要科学咨询作为支撑,这使得技术专家成为政治决策体制中的重要参与者。     

专家科学知识与城市绿色规划 ——基于知识观的角度

城市环境决策依赖科学又不是完全按照生态专家的意愿,这引发对环境专家科学知识的科学性与作用的争议,聚焦于科学与决策的鸿沟及能否融合它.是世界观、价值观还是利益、知识区域扩展了科学与政策的鸿沟?知识观视角下,本质的联系在于:专家知识的科学性与决策是两个界面;专家知识也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与决策都是有限理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与环境政策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实践上,科学对绿色规划的影响力在于政府官员怎样对待专家知识以及社会对官员权力的看法.荷兰城市决策者普遍认为专家知识具有实用性,但对推动"知识合作生产"知识经纪"并不热心和认同,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更应"等等看".对其背后假设的哲学思考,可以推动我国对待环境专家科学知识的理性行为.     

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的基础和重点,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公众参与旨在通过公众平等参与的理性协商、对话过程而形成科学、公正的决策。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属于公众参与中的一个类别,既具有公众参与的一般性,也具有环境行政的特殊性。公众参与过程作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的核心环节,对决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初期,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末端参与;决策中期,公众参与的有效方式单一,行政机关主导,缺少各方利益群体的论辩与质证环节;决策末期,公众参与的结果难以得到及时反馈,公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思路上,以“事前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事中环境行政决策过程的细节性完善以及事后必要的评估与审查机制”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着眼点,以“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加强环境行政决策参与形式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对环境行政决策结果的反馈机制”入手,构建公众参与的相关具体制度,使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得到量与质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环境领域的法治与民主建设,为今后拓宽我国环境市场的发展空间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方案。     

决策逻辑中的悖论研究

研究单个或多个理性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推理过程的决策逻辑,正越来越被逻辑学家、决策论专家、博弈论专家以及社会科学家所重视。决策逻辑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在决策逻辑中存在悖论:不确定的概然决策中的期望收益理论面临阿莱斯悖论和“交换悖论”;互动决策(博弈)中存在演绎性的逆向归纳法悖论,以及存在由纽柯姆难题改造而来的盖夫曼—孔斯悖论;群体决策中存在著名的阿罗悖论,等等。对这些悖论的研究和消解将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当然也将推动逻辑学本身的发展。     

科技公共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理解、公众参与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有一些事件所导致的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全面反思，学者们也提出了包括“民主模型”在内的一些新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本文作者在对公众参与科学事务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需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为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科技公共传播)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普及、科 学理解、公众参与在内的整合性模型。     

论风险决策中专家作用的局限及克服

专家在风险决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主要包括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就客观方面而言,专家知识总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就主观方面而言,专家也会因为利益关系而影响其公正性。因此,需要通过民主审议对专家的作用进行相应的限制。在运用专家进行决策时,行政机关应完善专家的构成,充分进行信息公开,广泛开展公众参与,真诚进行风险沟通。     

变化中的日本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以小泉内阁时期为中心

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孕育着内在结构的调整。选举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角色的重新定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改变决策运作方式、影响决策进程以及成为政府政策动员的工具上,公众舆论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众舆论的角色作用为日本实现以政策之争为中心的政党轮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探究日本外交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必须看到,处于政治转型期日本的公众舆论有被决策精英民粹主义操纵、并由此引起对外关系中情绪化的一面。     

知识生产视阈下邻避现象的包容性治理

邻避现象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理解邻避现象,是避免单一的社会决定论或科学决定论取向的现实需要。知识生产与包容性治理具有较强的逻辑洽适性：知识生产理论是包容性治理的逻辑前提,包容性治理是知识生产在公共治理中的具体实现,知识生产与包容性治理均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指向性。现实过程中政府部门对于公众利益的选择性忽视、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差异性、地方政府封闭型决策以及专家咨询的变样所导致的政治排斥是邻避现象发生的重要根源。推进邻避现象包容性治理的合理进路,包括构建知识生产平台、尊重知识的差异性、构建多元知识参与模式、畅通知识集中渠道以及增强知识互动。     

沟通、感知和共识:风险传播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在公众参与这个公共空间里,风险传播的主体是最大范围的公众,内涵是一种公共审议以影响当权者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过程;风险感知的提升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而这一过程受制于观点讨论、政治倾向的影响比科学素养等其他要素要大。公众参与的效果衡量标准是多样的,而具体某一个公众参与活动目标可能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些要素,程序正义、结果正义、工具论、规范论与信息正义等多个方面中的某些而忽略其他要素。其中,科学、民主与公正是风险传播中公众参与以影响风险管理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目标。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基于异质主体认知及评估的大群体方案调整方法

【目的/意义】社交媒体的开放性拓宽了公众对应急事件的信息收集和获取渠道，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呼吁使得引入公众行为数据辅助决策非常重要；同时，对庞大、良莠不齐的信息进行价值评估有助于识别关键信息和重要人群，使得基于群体智慧下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其次，成员权重对群体决策影响重大，客观、科学的权重确定方法使得决策结果更具合理性。【设计/方法】针对大群体应急决策中环境复杂及公众参与度较低的问题，从公众辅助决策视角提出了基于个体模糊表达衡量信息价值及基于序数信息综合度量群体间的距离方法，从而提出一种基于认知特性和表达能力上的个体权重确定及群体智慧下的方案调整方法。【结论/发现】以COVID-19案例展开模拟，并通过与现有文献在不同层面的对比分析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为公众–专家协同决策问题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为对象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通过参与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的决策和执行表达意见并对政府的最终决定产生影响。然而,在政府决策或执行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参与效力低等问题常常使得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界定参与过程中一般社会公众、专家、利害关系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类型PPP项目参与方式的适用和参与效力的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建立参与效力保障和责任追究机制,给公众参与以法律强制保障。     

一种新的对话思考: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政策公平的重要保证,对于民主理论与价值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弊端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公众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因此,本文努力探索有效的参与途径,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     

地方性公共产品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路径选择

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基本功能是满足地方公众的效用和需求。但由于负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得公共产品很难达到最优效用水平。政府失灵、决策信息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的政绩取向等现象是地方性公共产品负外部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应通过改革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完善决策机制以及实行科学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促使地方性公共产品负外部性内部化。     

公共政策“前决策过程”概念、特性与改进论析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人们通常比较关注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但对为什么有些问题成为政策问题而不是其他,以及为什么有些问题和意见被排斥在决策议程之外则知之甚少。公共政策"前决策过程"概念及其特性的分析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试图在协商民主的视域中为公共政策前决策过程改进提供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分析

随着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要求参与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应积极转变执政理念,包容各主体的参与意愿,同时保障其参与权利。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出发,当前地方政府决策行为中,在对参与公众代表的选择、对话协商的程序以及政策的执行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失范行为。规范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增强其责任性,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