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对"理性三维论"的批判——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

韦伯在其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理性及其发展不同类型,其构成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理性即行为理性,实际上是构建了"理性三维论".笔者认为,"理性三维论"没有弄清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划分依据以及异化原因,只是将工具理性的异化作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提加以肯定.笔者进而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异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而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弥补价值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和异化.     

理性化官僚制救治的路径选择

“建立和维持一个顺乎民意而负责的官僚机构,是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或落后社会———的难题之一”①。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存在方式、基本特征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阐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内涵,揭示了理性官僚制的固有悖论,并提出了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的相应措施。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卢卡奇的理性历程及启示

以理性梳理为视角,卢卡奇思想经历了从对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批判到对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表征了其理性历程的转变与飞跃.卢卡奇深刻意识到人类的进步必须以理性原则来指导,应捍卫与坚守人类的理性精神,这对于中国现代化极具启示意义.即实现经济秩序的理性化、公民政治的理性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性化,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论现代政府体系的理性

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是理性化,它蕴涵了人类对某种目标的合理界定、对实现方式的合理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现代政治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政府体系的理性化,建设理性政府,其内在逻辑是对知识和理性思维的尊重,其主要内容是政府结构理性化、政府权力运作理性化和理性化的权力监督和控制。理性政府也就是运用法律和公众诉求对权力进行理性使用和理性监督的政府,其结果必然是使现代政府日益走向法治政府和开放政府。     

社会行动:韦伯和吉登斯行动理论之比较

社会行动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主题,马克斯·韦伯首次揭示出人类社会行动的理性化特征,并按理性程度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对于把人类的思维方式从神学中解脱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吉登斯作为社会理论发展的批判继承者,在对社会行动理性化反思的基础上,对社会行动内涵、无意识社会行动、行动的合理化、行动意外后果的应对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和分析.他把社会行动看作是一种持续绵延的行动流,是一种能动,并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抽离出了一种实践意识,亦把社会行动分为本能行动、实践行动和话语行动,把合理化作为解释社会行动的依据,赋予了行动者更多的主动性,深化和发展了社会行动理论.就此对韦伯和吉登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准确把握社会行动的研究趋势.     

韦伯论政治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及其现实意义

政治的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首要问题之一,越是在变动社会中,越是如此.尽管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形式理性化法律自现当代以来不断受到质疑,但从目前所能够获得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该种类型的法律方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韦伯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总结,重新考察该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有限理性的反思与西方企业理论方法论

"理性经济人"作为一种基本行为假设并非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新古典经济理论以此作为其理论之逻辑基础和出发点是存在着固有缺陷的.由于完全理性假设过分严格,因而提出有限理性成为理论发展的某种必然.自西蒙之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声称有限理性是一个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行为假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分析表明,在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中,有限理性乃是一个既非必要又不恰当的假设.只是一个修辞上的设置,目的在于为经济分析中提出更为核心观点(比如契约的不完全性观点),同时又要避开一些棘手问题而提供的一种便利.这里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有限理性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之间并不具有自洽性.     

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司法的正义——兼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法律面临现实困境,即:司法裁决不能被公众认可,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在下降.法官“以证据为根据”的裁判理念虽然符合法律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也易引致对正义价值追求的放弃和忽视;公众则视“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司法不言自明的正义要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文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的观念认知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原则在公众与司法者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从而导致裁决不能被认可.回应型法的有关理论值得借鉴,它认为应以法律的目的缓和引导制度,使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以探究法律中蕴涵的公正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应以公正为价值,兼顾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照,建立起以“证据事实”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归的“法律真实”标准.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取向

国际私法趋同化是当代国际私法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的国际私法应顺应潮流 ,尽量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同时 ,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国际私法应具有中国特色 ,要加快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 ,使国际私法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大陆法系共犯种类之比较

对我国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刑法典及刑法理论中共犯的分类进行了比较。笔者认为,可以把俄罗斯刑法采用的标准与我国大陆刑法采用的标准结合起来,认定共同犯罪并对犯罪人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罚。同时认为,我国大陆刑法采用的标准,虽然在实践中用起来比较容易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挂起钩来,但逻辑上存在双重标准问题。此外,对间接正犯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间接正犯实质上是单个人的犯罪,不应当在共同犯罪中讨论。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商标平行进口的反垄断法规制

商标平行进口问题不仅仅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反垄断法的规制。用消尽论和默示许可论解决该问题存在诸多缺陷,应按照合理原则对商标平行进口问题进行反垄断规制。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Rockefeller Benevolence: The Religious Impulse in American Philanthropy

This paper is an application of Max Weber's thesis about the "elective affinity" between Protestant religious impulses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nd rationalization of benevolence.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organized philanthropy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D. Rockefeller, the paper presents the power of the religious motive in Rockefeller's commitment to philanthropy, especially towards support for scientific university based research in medicine. Presenting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paper argues against those who see U.S. philanthropists as giving out of guilt or for selfish motivation, and those who critique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as producers and reproducers of cultural hege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