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思维特征探析

汉代的赋体文学具有其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汉赋以象喻志,这是隐喻思维的标准流程.汉赋在内容上着力"体物",而"体物"的目的则是为了"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这其实正是隐喻的方式.汉赋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在对隐喻方式的运用上可以说已经很成熟.汉赋大多采用假托的方式,实际上主要是艺术隐喻方式之一的借喻,也就是假借一个事物来表现某种情志.汉代的赋体作品,尤其是大赋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如此受到文人的厚爱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其关键因素就是隐喻思维方式的被看重和广泛应用.同时,汉赋也采用讽喻的方式实现其隐喻价值.汉赋在艺术意象的创造上具有很高的隐喻价值.     

武帝旌旗在眼中——汉赋的武帝书写及其省思

汉赋的兴盛与武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汉赋作品中对武帝人物图像的呈现尤其值得关注。在汉赋创作中,自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校猎”的描写,其中内涵的武帝“尚武”的形象,到扬雄《长杨赋》对武帝朝“武事”如抗击匈奴战争的具体展示,以及东汉京都赋对武帝作为的得失评价,又喻示了对其形象构造由武仪、武事到武功的变迁。而其中牵涉到的庙制建毁的争议,礼德思想的省思,又是赋家视武帝为一重要的历史坐标,并予以文学化的书写。     

汉赋分类新探

在前人对汉赋体裁分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对汉赋体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前人的不足。根据赋体各自的特点,从共时性角度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汉赋体裁的样式,似应为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骈体赋、杂体赋;就其规模而论,五类赋均有大赋、小赋之分;就其表现手法而论,五类赋大都有体物、叙事、抒情、议理等四类。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建议尝试采用“辞赋”、“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等名称。这样方能避免分类紊乱的现象。     

汉大赋欲"风"反"劝"成因探析

汉赋欲“风”反“劝”的成因,一是铺叙奢靡豪华本有文学传统;二是欲“风”之物本有可歌颂的一面,汉赋“风谏”的不是奢靡豪华而应该是法度;三是赋这一文体的写作特征就是要求夸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四是人们认为赋这一文体的撰作目的就是“颂”;五是汉代批评家是以屈赋为标准、以诗歌批评为标准批评汉赋的。此后汉赋即转向为“颂”。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魏晋赋中叠字对汉赋的接受探微

魏晋赋中叠字的使用受汉赋影响颇大,其既有对汉赋新创叠字的接受,也有对汉赋叠字运用技巧的接受。魏晋赋对汉赋叠字的接受,为南北朝及以后的骈文、骈赋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汉赋渊源论

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法律语境下的汉代文学——以汉赋为例

汉赋以“通过文学的法律”和“作为法律的文学”的形式,对汉代的立法、司法、执法通过铺陈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汉赋中表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理想主要有:支持天罚神断、天人合一的思想；借助鬼神追求绝对公平的愿望；提倡德主刑辅的精神等.赋作家在作品中建构出盛世图景,表达其政治理想,推动了礼法制度的改善和进步.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汉赋载体考论

汉代的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牍、缣帛、玉石、纸张等,其中简牍是汉代最基本的文献载体形式,也是汉赋最主要的载体形式,汉赋的载体多为"木简之薄小者".在用简牍有长尊短卑观念的汉代,汉赋在文献中所处地位不高.再之,简牍在汉代对于多数人来讲,并不是一件易得的东西,而汉赋相对于其他文体又是耗费简牍较多的.因此大大地限制了汉赋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对散体大赋的传播消费限制尤甚.     

略论汉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继鲁迅先生之后,一些学者已有文学史专著问世。时至今日,还提出“汉赋是什么?”“汉赋是怎么产生的?怎样发展的?”“汉赋在文学史上应有什么样的地位?”这样一些问题,似乎太幼稚可笑了吧?不!这些问题确实还没有弄得很明白,还有讨论的必要。一些治文学史的人士大抵都承认汉赋中有“骚体”和“大赋”之别,对这两种赋的评价也有所区别,但就是不把它们分开,总是沿袭旧的观点,称之为“汉赋”。因此,对汉赋的来龙去脉和成就、地位等就不能说得很清楚,很准确。笔者不揣鄙陋,谨提出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谐趣寓真意 俗赋亦壮观——读伏俊琏教授《俗赋研究》

时运交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观念。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以汉赋为代表的深覆典雅、铺彩搞文就是中国赋文学的标识。除此,别的赋文学样式似乎只是雪泥鸿爪,无迹可寻;而“赋”与“俗”更是不相关连。20世纪初大漠深处敦煌的机缘使得一种赋体作品带着满身尘土现身,它有着讲故事的形式,语言通俗,不事典故。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以《上林赋》为比较对象

一般认为,扬雄的大赋创作多出于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延续与模仿,而实际上扬雄大赋的内部构成要素已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写实性、时间性和言志艺术三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新变,扬雄的赋作已然成为西汉大赋的尾声。扬雄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在理论上为西汉大赋作了终结性批判,在他之后汉赋逐渐向言志小赋方向发展。本文在最后对扬雄得以成为汉赋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矛盾与演进：《汉书·艺文志》赋论解读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登高能赋”本意是登堂能赋诵诗,而不是后来的登高能作赋,《汉书.艺文志》对此进行了生成转换,使之具有了作赋可以为大夫的内涵。这一转换使赋具有向经艺靠拢的特质,从而完成了《汉书.艺文志》建构经学“大一统”学术体系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客观地提高了赋的地位。不过《汉书.艺文志》对汉赋整体的论述逻辑是:使被轻视的汉赋成为同样地位不高的汉文人的专属文艺样式。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